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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松麓比权哲身看的更透、所受的震撼更大，因为他明白，明末顺初一些大儒的担心，真的走向了现实。
从古文尚书真伪论开始，再到反程朱理学，当初大儒所预言、忧虑的【最终扬矢周孔】，似乎真的不是杞人忧天。
因为这个脉络，在明末已经上演过一次了。
东林党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阳明心学以及极端化的泰州学派的反动。
按其所想，天下危亡，源于什么？源于道德败坏，只要肃正道德，就好了。
而道德为什么败坏？
东林党不能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旧道德，无法适应明末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心学创建，再到泰州学派、到李贽等人走到极端程度，都是试图适应新时代变化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东林党对这些道德沦丧之学的反动。甚至明末时候，朱子学大兴，既不是朝廷推动的、也不是谁来认定的，纯粹就是源于物极必反的反动。
学术上的反心学而动，政治光谱上的保守道德主义回潮，没那么多令人震惊的东西，很正常的事。
其实东林党的很多大佬自己知不知道朱子学的问题？当然知道。
但是没办法，道德败坏、天下将亡，问题到底出在哪了？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自然只能从老办法里找，搞道德至上这一套东西。
只要道德净化，则积弊可除、天下可安。
东林党也不是没提出过“摊丁入亩”之类的想法。
但现实就是根本实行不了，为什么实行不了？
按照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理解，那肯定就是天下道德败坏，只有道德净化，才能走下一步。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他们发现这条路走起来，真的是走不太通。
以至于到了后期，梅之焕、邹元标等，已经开始感叹：要是张居正还在，集权在手，镇压众生，天下至于这样吗？
单就学术思路上，既没必要吹捧，也没必要踩的万年不能翻身。
很正常的“保守派”，在转型期对激进思想、道德败坏的反动；传统道德主义的一次回流而已。
古今中外，必然情况。
延续到大顺这，路径还是差不多。
东林道德，朱子学复兴，是对明末心学激进派的反动。
到大顺这，颜李等辈，又是对朱子学复兴的反动。
如果一切正常，没有刘钰二十余年的物质基础的变革，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也很容易推断的。
从明末心学激进派，反动回宋儒，再从宋儒，反动回汉经学。
等着反动回汉经学后，无非两种可能。
第一种，窠臼之中，仍旧无法指导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社会发展。工商业发展导致旧道德沦丧。
然后程朱理学最终反扑，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学再度成为正统，试图走东林党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种，考据学和经学研究，总结了方法，但成果越来越少。因为儒家经典追到汉经学，其实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难了。
仍旧还是社会发展，无法指导现实；加之西方科技的传播。
必然导致这些考据学家，或者是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为了走“以诸子补儒”的路，都会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诸子百家。
《管子》、《墨子》、《庄子》、《晏子》之类的书籍考证、传播、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译成易于传播的时代文风等等。
虽然说，杨朱墨翟的学问素来是儒家厌恶的异端，但在明末对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杨、墨二学的“异端度”，降在了佛、释的后面，明末开始就普遍认为“佛释之害，甚于杨墨”了。
总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来一波反思。
要么，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诸子学以补儒，文艺复兴，托古改制。
而此时的大顺，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
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以及对外扩张、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考据学有个问题，有人做过比喻，说是“考据学在前期，就像是蚕吃桑叶，但他妈的光吃桑叶，不吐丝”。
这就是戴震做的那个“轿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叶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营养，但丝一点吐不出来；或者说，大人重要还是轿夫重要？明显是大人重要，结果新学问全都奔着天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学、水利学这些“轿夫”使劲儿，而塑造社会道德的义理始终立不起来。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理学家颇为忌惮的点。
比如曾剃头，就评价过，说这种学问最可恶。
张己伐物，专抵触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只言片语，变更故训，另创一义。
历史上曾国藩最担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顺此时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构儒学体系，弄些只言片语，孔孟言语，先秦典籍，另创义理，变更古训，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情况，达成群流附和、坚不可易的效果。
而这么搞，实质上就是某种程度的【扬矢周孔】。
因为从董仲舒开始，一直到宋儒，才最终把儒学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下到黎民道德、中到治国思路、上到宇宙道统，这一套体系是完整的，所以周孔之学方能经久不衰。
而这群搞考证的开始，看似是在【明正先儒，使圣贤之旨明于天下后世】，但实际上却是在通过不断瓦解已有的体系。
没有后世的注解、体系、道统、整理，周孔之学是干巴巴的，不能作为下到黎民道德、上到宇宙道统的完整体系的。
这正是当初毛奇龄、李塨等人的担心之处。所以当初才会警觉无比，认为这是可能会【扬矢周孔】。
纯粹的周孔之学，是立不住的。甚至在战国时期就立不住了，最后是融合了诸子百家进行了自我修正，才算是站住了。
考证，会让很多东西，被考证出来那压根不是真正的周孔之学，而后世的体系很多都是依托那些东西搞出来的——继续考证，问题越来越多，《尚书》已经出事了；早在东汉，何休就怀疑，《周礼》压根就不是周公所做，纯粹是“六国阴谋之书”；到后期，更是怀疑纯是王莽改制时候自己编的，《周礼》根本就是“三流书不配为经”——其实很多人都明白，只靠基本圣经，撑不起整个封建时代。
那么，依照“六国阴谋之书、韩申之学”的《周礼》而变法的王安石；重视虞廷十六字诀而创学的陆、王；曲改先贤本意、糅杂佛心的程朱……这些人，要不要开除他们儒籍？
还是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时代所需”，秉持的还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真正大儒？
若是时代所需，那么时代在变，儒学要不要变？
俱往矣，如今的情况，如今的现实，又是王、程、朱、陆、叶、陈等等都无法解决的。
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孔孟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来创建新的、时代所需求的“义理”？
断章取义，本来就是圣人所用的办法。圣人讲诗，不也是断章而取其义吗？
那么，这义怎么取？
就像这些食物的出现、流行，里面自有一些规律，必有一些原因。
那么，是否可以从历史、地理、现实、盛衰、天文、自然中，总结出这种类似的规律呢？
更近一点说，江苏的富庶，是否能够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和原因，并且推之于全国？
使得天下百姓，达情遂欲，先富后教，而王道备呢？
这种想法，对于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权哲身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可对孟松麓而言，心里肯定是十分矛盾的。他的老师，以及学派的一些人，搞得那个乡约乡贤村社的尝试，败的一塌糊涂。
以至于孟松麓的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觉得自己学派搞得这一套东西，好像大概真的走不通。
是自己这边走错路了。
不过他也算是君子了，道德还是有的，他倒是也不否认这些年改革带来的好处，否则他也不会向权哲身推荐这本野心勃勃的小册子了。
只是，权哲身固然在之后前往南通的途中，和孟松麓相谈甚欢、大受震撼。
但等到了南通之后，权哲身渐渐体会了一些孟松麓根本无法体会到的东西。
他们抵达南通的时候，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刚刚通航，大量的船只堆积在天生港。
孟松麓不无自豪地就随口说了句。
“自改革以来，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南通，如今繁华竟胜扬、淮。原本耕为主业、织为副业。而今许多家庭，已是织为主、耕为副。一月所织，数十人所穿。”
“赵兄看到这些船了吗？都是往来南通运布的。布换粮米，百姓多得其益。”
权哲身看着那些正在装布的船，并不能感受到孟松麓那种内心不自觉的自豪，反而苦叹道：“这些布，卖到我国，我国纺布之辈，尽皆失业，无以谋生。军布之税，良人又不能不缴。辛苦种出稻米，尽数全到了上国百姓口中，我国国人耕者竟不能食米，反倒是上国传来的种甘薯的手段行于全国。一亩田，半亩为稻纳米纳布、半亩甘薯自食为餐。”
“吾师言：本国之困，自兴公伐日开埠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