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三章 战前舆论准备(中)

望舒慕羲和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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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当年乔治·安森来这边,守常你对英人如此厌恶。之前只觉得那不过是因为贸易利润之争,原来根子竟是在这?”

    “前朝崇祯十年……呵,这一百多年过去了,英国人此番在欧罗巴和西班牙人开战,且都闹了个大笑话。水兵还没等上船,先病了三分之一。去个美洲且只能维系2000人的远征,百年前却想破门,倒是可笑。”

    “我在欧罗巴时,法王时常给我讲英人自大且令人讨厌,不可信任。我只当那是英法世仇若如吴越……这么一想,倒似非是虚言。”

    刘钰正色道:“岳父大人,此事虽可哂,但不可不防。”

    “上一次岳父大人往欧洲,走马观花,未必看得到太多。”

    “此番岳父大人一驻数年,期间又参加亚琛和会,就没感觉咱们和欧罗巴诸国,尤其是新教国家诸人,实难沟通吗?”

    “很多时候,说话如鸡同鸭讲。相反倒是和那些旧教国家,竟多少还能讲明白一些道理。”

    “我说的这鸡同鸭讲,不是说语言不通、典故不明。”

    “而是……怎么说呢?”

    他不知该怎么说才好,齐国公却是一拍手道:“我正要说这个,确实如此!鸡同鸭讲,鸡同鸭讲,此言大善。”

    “绝对不是语言不通典故不明,而是很多事明明道理是这样的,他们却以为是那样的。”

    “就像这一次,这不是因为禁教的事吗?我这边的人就说,天朝数千年来,不曾信什么陡斯之神,却亦是礼仪之邦、君子之风。”

    “我本以为,本朝禁的是旧教,这新教国家该拍手叫好才是。结果呢?”

    “他们却言:【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

    “我手底下的人便拿你说,便说你搞出接种牛痘之法,挽救万人性命,而你又不信义,所以你的所作所为也要下地狱?”

    “不信义之前,做好事,反而是更坏的?”

    “他们竟说是……你得下地狱,而且比别人罪恶还大,因为你不信神,你做的事,你种痘救人,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完成的。不但是罪恶的,而且还是魔鬼的引诱……”

    齐国公的话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当时争辩的时候,齐国公见势不对,赶紧把自己这边的人带走了。

    因为这边的人说上头了,说完刘钰觉得可能分量不够,准备把尝百草的神农、燧木取火的天皇、以至于现在的天子都加上。

    齐国公当时一听这话就知道,就算加上天子,再有功德,那也是“下地狱”的命。

    这话是要搞出外交争端的,大顺又没有能在欧洲报复的舰队。

    齐国公觉得到时候被人诅咒天子一顿,“君辱臣死”,自己非要在这边跟他们拼了不可,否则回来可就没法交代了。他倒是不怕死,估计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好容易搞出来的贸易局面,这时候最好还是别出岔子。

    是以赶紧把话刹住。

    他和旧教的人打过颇多交道,大顺禁教之前,一大堆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宫廷工作,还有几个三品官。

    这些旧教的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可没新教这么极端。而且一直在往本土化上靠。

    齐国公哪见过新教极端化的因信称义这一套啊,当死彻底懵了。

    心说这他妈不是扯淡吗?完全就是鸡同鸭讲的感觉不说,如今被刘钰这么一提,又提到“闭关”、“禁海”之事,竟是一下子想通了不少。

    心下隐隐明白刘钰说的那种“鸡同鸭讲”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己以为普天之下有道理,大家都是人,是人就得讲道理。到这边,直接分成是人、不是人、信义是人、不信义不是人了。

    那还讲个屁的道理?

    刘钰听齐国公讲完这个事,笑道:“此事,其实说来也简单。国公可知道本朝龙兴时候,欧洲正因为新教、旧教打仗?”

    齐国公点点头,刘钰又道:“国公是否知道,如今不管是本朝,还是日本,儒生欲变革,必要言称先秦,语必孔孟?”

    齐国公又点点头,随后明白过来。

    “你是说,物极必反?所谓新者,必要比旧者更旧?凡变革,必要言称古训、言借古训?”

    “新者实则旧之旧,必要比旧者更旧、更信、更极端?”

    “按你所言,这不管是基督,回回,改来该去,只能越改越极端?若不言古,便不可撼动现今,只有言必称古,方可撼动现今为异端邪说?”

    刘钰嗯了一声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若不提古训、圣人,为何能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既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就必要比现在的做法更古、更原。”

    “其实也不知是基督、回回,便是本朝所兴明教,若行变革,也必先古。想要变革的君子,必要比现在的君子更像古时的君子,才能变革为新。”

    “这新教,着实比旧教更原、更极端。”

    “只是,自明末起,与明教高士所争者,皆为旧教徒;而至本朝,朝中为官者也为旧教徒。是以本朝少与新教国家打交道,不知其极端之处。”

    “他说我救人越多,下地狱越惨,正是此等道理。而若旧教,倒是还会加几句,我的行为倒像是个圣徒,奈何蒙了心并不入教。”

    他这么说倒也是倒因为果,因为耶稣会的人要走上层路线,要在中国混,总不能搞因信称义那一套,对着皇帝、高官说你们不信非要下地狱不可。

    耶稣会那群人还是很明白大顺的皇权是什么意思的,敢那么说别说试图传教了,肯定直接凌迟了。甚至在往欧洲的信里,也说皇帝其实已经算是半个基督徒了,做了很多好事云云。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旧教的确也不是好鸟,但从利玛窦到之前在大顺官场混的那些传教士,只要不谈上帝,士大夫还能和他们交流。

    齐国公这次和新教打了打交道,顿觉之前他觉得厌恶到极点的旧教,竟他妈可爱了几分。

    本身大顺一边禁教,一边盟法国,很多人就感觉有些不理解。但经这么一对比,一下子似乎就理解了。

    法国固然不是好鸟,但其余的那几个更坏。

    刘钰借着刚才说的前朝崇祯十年的事,又道:“其实英国人这等想法,着实正常。”

    “我给岳父大人捋一捋哈。”

    “英国、荷兰这些新教的,自己搞贸易保护,自己搞禁海政策、自己搞航海条例、垄断授权。完后大明崇祯十年就指责天朝闭关。那我去泰晤士河卖货行不行啊?很明显不行嘛。”

    “我上次去荷兰,我说你们荷兰国能在天朝开商馆,为啥天朝不能在荷兰开商馆?他说的那些道理,和你刚才说的【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比说,按咱们的道理,你饿了来我家吃饭,吃了几天,我说我没钱了,要去你家吃饭。这不很正常吗?”

    “但他们的道理呢?那就不是人与人的道理,而是人与畜生的道理。”

    “这就好比人和耕牛,耕牛干活可以。但耕牛想吃粮食,就不行。咱们这些不信义的,根本就不是人。”

    “不让牛吃粮食,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和不是人的,怎么能讲人的道理呢?”

    “所以我蒙主的恩典,来你家做生意,你就得开门。你若不开门,你便是罪恶的,要下地狱的。”

    “但你来我家做生意,不行,因为我蒙主的旨意不给你开门,你来开我的门,就是罪恶的,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我说,完全是鸡同鸭讲,讲不明白道理,根本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人与人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人与畜生的交流。”

    这几句话,让齐国公着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回味着那句“不让牛吃粮食,不是理所当然吗”,连声道:“对对对!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这种感觉。明明没道理的事,他却说的理所当然。”

    “这几年我在欧洲,和那些新教国的人打交道,就是这种感觉。完全讲不了道理。就像你说的商馆问题,我自然也是惯常地说了你说的那些,他们给的回答,就是这种感觉。”

    “你若不说,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形容!”

    齐国公的这一次欧洲之行,确实产生了许多想法。

    他第一次去欧洲,那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

    那一次去欧洲,只是一种类似于汉朝听闻西边有个罗马,自己未必是唯一文明的那种感觉。

    既不是那种天朝上国看啥都觉得是蛮夷。

    也不是那种被欧洲人击败之后,由极度自负转为极度自卑的那种“道心破碎”的感觉。

    而是一种纯粹的平等视之的感觉。

    等着这一次去了欧洲,齐国公并不是如上次一般走马观花地去看,而且加之受了刘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次在欧洲数年,所见所闻,都让齐国公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是刘钰刚才讲的前朝崇祯十年的那种事的模板。

    齐国公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现在并不知道有个词,叫做【双标】。

    但大部分事情,都和刘钰讲的那个崇祯十年的英人故事差不多。

    崇祯十年的这件事,对此时大顺的人来说,可笑的地方倒不是“夜郎自大、可笑不自量”。

    不自量这种事,虽然可笑,但不是那么可笑。

    而是,一个有航海条例的国家,一个禁止东方商船直接停靠其国港口卖货的国家,一个有行政授予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为什么会觉得别国选择不和你做生意就是错的?

    齐国公觉得,这一点他就很难理解。

    这件事只是个其中之一,实际上齐国公这一次访欧之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不通道理”。

    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华夏文化培养出的那种基本道德和是非观,在欧洲那几个新教国家是完全说不通的。

    华夏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普世帝国的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甭管这套道德标准是不是全是对的,亦或者是不是符合时代。

    只说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标准。

    外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也是用这一套标准。

    甚至自己也是笃信这种单一标准的。

    比如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有点那啥……

    所以只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后人听说祖先夺天下的过程,也是趴在那羞愧的哭,说如此国祚岂能长久?

    亦或者说是西洋传教士,只要做的符合这边的标准,依旧可以得一个“利子”的评价。

    但齐国公在欧洲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如今被刘钰这么一说,当真是说到了心坎里。

    尤其是这几年大顺一直在喊让欧洲各国允许大顺开商馆,而且觉得自己早就让他们建商馆了,按说自己去那边建商馆很合理才是。

    可对方回绝的理由,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不应该。

    气势上,理直气壮地拒绝倒没啥问题,本来就是没屁清清嗓子闹点动静,大顺也没指望扯淡就能扯到在欧洲开商馆。既要拒绝,气势上不能输,也正常。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内涵,那就有些让齐国公感觉非常别扭。

    应该说,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因义称信,导致的鸡同鸭讲,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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