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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此番巴达维亚之事，若无几十万西人银币，只恐巴达维亚的天朝遗民皆遭屠戮。正是，欲爱民、意仁政，非有钱不行。”
“巴达维亚之事，朕细细思索，或有人说，此皆总督暴行无道之故。可朕想来，若无这什么瓦尔克尼尔，换个砖尔克尼尔，这件事一样会发生。”
“此事，诸卿当引以为戒。为官有好、有坏。若是施政策令，好官去做，便人皆称赞；换了坏官就做，就人皆反叛……这策令倒还可以接受。”
“但若是这个策令实施之后，无论好官、坏官，任谁去都会造成百姓困顿、人皆反叛……那便是这策令本身有问题，”
“爱卿皆为国之栋梁，万万要时时劝谏，莫要出现这样的策令。”
刘钰深以为然，觉得皇帝居然还能朴素地总结出来偶然性、必然性？这倒是人才。
就巴达维亚那事，换个青天大老爷，也是一样的结果，甚至可能换个青天大老爷反倒可能会催化起义的产生。
青天大老爷只是个大老爷，终究没法解决波斯、加勒比、日本等诸多方向带来的蔗糖市场萎缩问题。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日不改自己的掠夺和垄断盈利的模式，巴达维亚的问题就一天无解。
指望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己割自己的肉是不可能的了，那就只能靠外部力量去清洗一遍。
今日在这里的官员，未必都了解巴达维亚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对于皇帝说的这个意思，大致上也听明白了。
只是同样的话，同一个道理，会有诸多不同的解读。
几个人心想，陛下这是担忧日后的一些新兴产业，带来的一些不可控制、换个好官坏官都无法解决的事情？
还是说，皇帝只是伤古感今，借着今日之事，又说明末的局面以至换了谁似都无解的局面，不要在大顺发生？
揣摩上意一时间也揣摩不出什么，皇帝也只是说了这么半句，也没有继续再说这个事，便说了说关于往巴达维亚派人“监督荷兰人执行移民”的人选、律令等问题。
在场的大臣，并非是每个人都是核心决策层的，有些事一部分根本不知情，比如这一切都是为下南洋的准备。
知情的不说，不知情的也就以为皇帝真的只是关怀一下万里之外的天朝遗民，便各抒己见。
只是这各抒己见抒的让刘钰有些头疼，几个人完全是凭空想象南洋的事，说的那些话简直不着边际，根本不知道南洋是什么情况。
皇帝听了一阵，也是忍不住捏了捏鼻梁，心说指望这些人处置这些前所未有的新事，果然不成，至少暂时不成。
这说的都是些什么？
耐着性子听了一阵，终于受不了了，摆摆手道：“罢了……这是坐在家里瞎猜万里之外是什么样呢。诸位爱卿还是回去吧。”
说完，点了几个参与中枢核心机密的人留下。
剩下的人也不在意，心道术业有专攻，你问问我礼法、刑令，我自是比别人强。可陛下却问南洋的事，我等平日部里的事还都忙不过来，如何有心思再去琢磨南洋的事？
除非是圣人，否则哪有什么都懂的？就算是圣人，还不知道太阳到底中午大还是早上大哩。
腹诽两句，几人又想，天子要搞内外之别、要搞六政府加六政府之外的外交、海军等部，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六政府之内，可以互相交汇、换位，礼政府郎中干几年去户政府、或者是州牧干几年来做京官，这都没问题。
可要是让礼政府的人去管外交、让户政府的人去管海军，那着实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等这几人告退之后，皇帝这才按捺不住之前的头疼，不由自主地摇头苦笑道：“天朝之内、天朝之外，截然不同。内外之事，实是应该分开。”
“这南洋，开打之前，仍在天朝之外；开打之后，便在天朝之内。”
“如今尚在外，还是要用枢密院、外交部的人去做这件事。朕本准备找些等着官缺的去历练历练，如今看来怕是不成。这日后再说吧。”
“如今罗刹人那边应也传来了消息，罗刹特使坐不住了，西北界约的事也算定了。鲸侯下西洋之事，已可成行。各项准备可都做好了？”
刘钰点点头道：“万事俱备，只差陛下内帑的钱了。巴达维亚的起事者要买军械……”
巴达维亚买军械的钱不多，在场的任谁一个，也都出得起。
最多三五万两银子，就算是清廉名声的，也不差这三五万两。
但这钱刘钰肯定是不能出的。大臣自己出钱资助起义军？这是准备将来做南洋王？
再者，巴达维亚的起义军，给皇帝留下的印象可不是怎么太好。
史世用实话实说，也自有皇帝另外派去的眼线实话实说，劝降时候说的那番“你李自成造反当得皇帝，我等如何不能在爪哇做一番大事”的话，让皇帝很是不爽。
对日一战，皇帝曾经给群臣说过三鉴，其一就是万万不可封建。
封建的后果，在对日一战中展示的淋漓尽致，各怀鬼胎、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取而代之……种种这些，都让皇帝定死了不封建的想法。
在皇帝眼里，南洋可以有朝贡国，但这朝贡国绝对不能是华人建立的。
他是天子，自认为是所有华人的君，可以允许马打蓝素丹国、文莱、苏禄等国朝贡，但不可能允许华人自己建国。
其实从明朝建国之初，强人皇帝就看到了南洋的好处。
朱元璋就说过：尝闻凡有中国利者，利尽南海，以今观之，若放通海道，纳诸番之微贡，以其来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古征，则可比十卅之旷税。
刘钰说南洋获利，不下几个河南地税，李淦当然是相信的。
问题是，作为皇帝，他要考虑日后南洋怎么“取利”，以及南洋的统治模式。
明朝那一套，说白了，其实和荷兰做的差不多。
换了个皮，里子还是那个里子，简而言之两个字：垄断。
官方垄断，和贸易公司垄断，单就形式上，差距其实不大。
海禁加朝贡贸易，可以使得皇室垄断对外贸易。比如郑和下西洋，皇室想要得利，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禁海。
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海禁，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的“非公司船只不得过好望角，违者击沉，货物公司一半、王室一半”有本质的区别吗？
大明前期禁海，自己的大船纵横西洋带货；这和东印度公司的船纵横好望角以东，但私人的船敢越界，东印度公司直接击沉……无非是一个在岸上抓、一个在海上抓而已。
禁止私人出海，同时官方垄断贸易渠道，这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不垄断，哪来的超额利润？
皇帝为了搂钱，一些做法其实也和东印度公司可谓殊途同归。看上去有差别，但思考一下本质，差毬不多。
荷兰人为了确保香料价格，一船船的香料往海里倒，确保稀少，卖上高价，这是市场调控物价。
郑和下西洋带回来了大量的胡椒、苏木。前期稀少，百斤二三十两；后来下西洋次数多了，降到百斤七八两，这也算是市场调控，供需关系。
成祖为了“卖上高价”，按照固定的价格，用胡椒、苏木折算钱，给官员发工资，强行高价。
这就类似于前些年奥斯坦德事件，茶叶价格暴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红的时候，不给钱，而是按照去年价格高涨时候的茶价，一个股东发两包茶叶，可以想象股东会作何想法。
下西洋被废，本身也是个很明显的利益冲突。
内帑、国库分开。造船下西洋的钱，国库出；回来之后的利润，归内帑。
这就类似于东印度公司募集股本的时候笑嘻嘻、分红的拜拜了您呐，要是这种模式都能持续下去，所有的经济学书籍都得撕了重写。
纯从经济角度去考虑郑和下西洋、大明帝国的贸易策略，就是“皇家南洋垄断公司”，靠和东印度公司差不多的“禁海”政策，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权。
这就是为什么“东印度公司”模式无法适应大明或者大顺。
搞不好就搞成禁海倒是禁了、垄断没垄成。
海岸线太长，走私无法杜绝，皇家想搞贸易垄断的钱，只能选择便于垄断的方向。比如满清为了弄钱，弄出的十三行。
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为了一个字。
钱。
商人的钱，不是皇帝的钱，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大顺可以在日本搞垄断公司，因为日本自身锁国。大顺这边查一道、贸易公司半途查一道、日本自己锁国还能查一道，所以可以搞成垄断。
要感谢德川家的锁国政策。
松江贸易公司对日垄断，靠的是日本，而不是靠的大顺朝廷发的那张垄断令。
没有日本的锁国，垄断令算个屁，就日本锁国都有海商强闯马关海峡、往小仓走私的“武德”，朝廷的垄断令还不就是个屁。
而南洋，是没办法垄断的。
荷兰人那么牛，照样没法垄断，英国人、华人照样可以走私，照样可以绕开荷兰搞香料。
最终郑和下西洋的垄断模式被毁，也是因为江南商人们希望打破垄断。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内部许多人反对其垄断权的原因，基本如出一辙。
李淦和刘钰讨论过这其中的区别，也一起谈过郑和下西洋的教训，最后得出了结论就是南洋是没办法垄断的。
但是，卡住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可以维系对欧洲贸易的垄断的。
皇帝要拿的钱，不是南洋和大顺贸易的钱。
而是，与西洋贸易的钱。
大顺商人和南洋的贸易，爱怎么搞怎么搞，查查海盗、查查偷税就好，反正海岸线那么长，走私没法查，也收不到几个钱。
但，南洋的香料、大顺的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对西洋的出口，皇帝是要卡住口子垄断的，是要照着养得起海军，还能顺便往西域、鲸海移民的利润去琢磨的。
皇帝琢磨的，和刘钰琢磨的并不一样。
皇帝琢磨着，如果贸易公司能走出去，能借着和瑞典人的合作把货卖到欧洲去，那最好。
如果不能，那就拿下马六甲，在马六甲搞一口通商，靠垄断对欧贸易获得利润。
在马六甲关上门，将南洋作为大顺的后花园，彻底清除西洋人的势力，将西洋人的商馆都扔到马六甲去。要买香料、瓷器、生丝、茶叶等，就在马六甲买，别的地方别想。
而南洋那些小国，也只能和大顺贸易，但不是官方主导的，而是让利给商人，任他们自己玩去。
这种统治和盈利的想法之下，华人在南洋立国，就成为了一件不可容忍的事。
既然南洋作为后花园，那么类比安西都护府，可以有安西四镇、可以有西域小国，但却绝不能有汉人自己成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