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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事变之后老蒋和张、杨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日子也都不好过。双方都期待尽可能早的达成协议，和平解决。
对于老蒋来说，先是两广事变，接着就是西北的两次军事行动，随后又是绥远抗战，接着又是西安事变，竟是没个消停的时候！而且华北方面的宋哲元、韩复榘也有脱离南京控制的苗头。这迫使老蒋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
为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势力，老蒋对西安方面必须摆出以强硬手段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姿态，逼张、杨低头以维护其中央权威。但老蒋也清楚，凡事要适可而止，一旦把张、杨真给逼急了，双方兵戎相见，那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一系列对南京当局不利的反应。甚至在西北、桂系、，以及日本等中外势力的参与下，南京政府就此垮台也说不定。这样大的风险老蒋是绝对不能冒的。
而对张、杨来说，老蒋的强硬姿态和国内各界对两人勾结与南京对抗的指责是他们此前所没有想到的。两人原本想参照两广事变，通过高举抗日旗帜以争取国内民众的同情，先与南京对抗再谋求和平解决的方式来化解两部夹在老蒋和间的尴尬局面，也希望通过这次事变能使陕西乃至国内的形势有所缓和，却不料因拉加入而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
的加入不但没有使事变获得苏联的支持，反而起到了相反效果，除了老蒋和国人指责，连苏联也称事变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这是张、杨所始料未及的。态度的变化以及减少黄河西岸兵力的举动更是给张、杨两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国人之所以不认同张、杨与联合对抗南京，却30年代中前期所奉行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九?一八之后，国内抗日情绪开始高涨的时候，却奉莫斯科指令于31年11月份在山沟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南京当局对峙；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准备调兵去海，却发起了漳州战役，牵制了原定去海的兵力；长城抗战刚结束，就鼓动冯玉祥在察哈尔搞出了个“抗日同盟军”，还同伪蒙军李守信部闹了一出双簧，以“收复多伦”的大捷来做虚假宣传。35年秋被撵到陕北，该消停点了？可却又在人民军消灭入疆苏军、收复蒙西的事情说了不少过头话，甚至还有人再次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有这种种前科在，加南京当局的宣传，以及西北方面的抨击，此时的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是以“带路党”的形象存在的。当然，“带路党”这个词也是源自于西北与就抗击苏军、收复蒙西等事件的互相攻讦，是源自于赵振中之口。
事实，在30年代中前期国人大多对不感冒，这从冯玉祥组织察哈尔同盟军一事的结局就能看出一、二。在“收复”多伦后，冯玉祥等人大肆宣扬，甚至一度宣称要反击收复东北四省。就在冯玉祥意气风发的时候，老蒋却得知冯部中有宣侠父等人士在公开活动，并且还通过外蒙与苏联暗中勾结。
消息披露出来后，冯玉祥被迫重回泰山，而老蒋则决定武力解决冯部。当北平何应钦主持清肃察哈尔同盟军时，国人因不明真相曾对南京当局多有抨击。但当同盟军不去与日本争锋，反而在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带领下打出反蒋大旗，并向北平攻击前进时，除了少数站在立场的左翼报刊外，绝大多数报纸、电台哪怕不认同南京当局的做法，却也没有开口反对。
前车之鉴已是如此，张、杨二人重蹈覆辙也就不怎么奇怪。特别是现在的西安事变没有扣押老蒋的戏码，也就没有南京方面“武力讨伐”与否的争论，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裂。张、杨二人也就没有更多余地。
靠不住，去西北联系的又迟迟没有回音，杨虎城麾下出现不稳迹象，而老蒋又姿态强硬，张、杨两人可真的是压力山大。
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固然有其个人野望，但却也不想再被老蒋当刀使，不愿两部将士被投入内战战场白白消耗，若是因事变引发陕西乃至西北战乱，让日本人有机可趁，那就与两人的初衷相违背了。
特别是张学良，在见到国内舆论对自己的抨击，体会到政策的变化后，真是有些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东北军可算是张学良的私军，却也是他的负担，若就此让南京当局接手并给十几万将士一个还算可以的出路，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而，面对老蒋提出的“张、杨两人出国，部队整编”的条件后，张学良率先答应下来。
虽然杨虎城数次规劝，可张学良既然点头了就不想更改。十几万东北军都不愿意对抗下去，几万心思各异的西北军根本就不是老蒋中央军的对手！无奈之下，杨虎城也只好与张学良一同接受了老蒋的条件。
就在张学良接受老蒋条件，召集东北军将领说明有关情况，并做后续安排时，于学忠却找他密谈。
“总司令，西北那边有消息了。”于学忠面色凝重地说道，“因为有参与，他们并不想介入其中。而且，从那边反馈回来的消息看，我们被人当枪使了，成了对抗南京的先锋！”
在得知西北的赵振中就是当初的“赵孟尝”后，于学忠就曾想与西北方面进行联合，借以改变东北军在陕北的困境。在经张学良同意后，除了张、杨两部一起向西北派出的人员外，于学忠还暗中派出人员与西北联系。这也是为何张、杨在事变后派人联系西北未果，而于学忠却能获得消息的原因所在。
“是啊。被人当枪使了。”张学良无奈苦笑，又随口问道，“西北是怎么说的？”
在张学良以为，西北方面如此说法，应该是从态度变化以及减少沿河兵力的行动判断出来的。他随口一问也并没想能得到什么其他答案。可于学忠随后的话却让他震惊不已。
“政训处黎副处长等人曾人士，就连河南大学的罗教授也是他们一伙的。这些人现在都眼中的‘叛徒’，甚至曾借南京当局的手对这些人进行清除。”于学忠语出惊人，“而陕北在我军中帮助整训的李克农、刘鼎等人就与黎副处长他们不对付，甚至还暗中拆台！可以说，我们烧香拜错庙门了！”
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早年曾人士，但在27年10月被奉系逮捕入狱后，因遭受狱外的抛弃以及同案入狱的市委王记的出卖，加奉系酷刑伺候，黎天才抵受不住，也就招认不讳。由此，黎天才投入了奉系，为东北军效力。在张学良执掌东北军后，黎天才凭借其才华，很快就获得了张的信重。
黎天才加的介绍人是何孟雄、高君宇。其中，高因病于25年去世，而何孟雄、罗章龙等黎天才于北大相熟的同党却在31年因反对米夫、王明而遭遇坎坷。黎天才也因与这些人相熟而使其在东北军的命运有了新的变化。
为了压制内部反对派，部有人向南京当局告密，将在海的何孟雄、林育南等人抓捕入狱，并对罗章龙等所谓“非常委员会”中的骨干人员进行清除。罗章龙侥幸逃脱追杀，而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却在31年2月7日被南京当局处决。这就是后来历史有名的龙华24烈士。
同样在31年，北方组织也加入了“非常委员会”，黎天才当初在党内相熟人员也大都加入了“北方非委”。继海“非委”遭受重大打击后，北方“非委”在2月份也莫名地遭到严重破坏，黎天明的老关系韩麟符、王仲一、吴雨铭、李希逸等人都先后入狱。
出于对黎的信任，张学良把这些涉共要案交给他，并设专门机构审办。由此，平津一带被捕的数百人士得以以各种形式获释。
北方“非委”人士虽然大多“改悔”后被所重新接受，但不少人却与身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保持着暗中联系。而因黎天才的关系，“非委”最后的组织也得以在东北军建立、存续，直到西安事变。
实际，“西北联合政府”最初就是黎天才等“非委”人士给张、杨画的大饼。其后，陕北又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三位一体”。
当初张学良在陕北与会谈时，并不清楚与“非委”的纠葛，还颇为自得地向周说自己早已任用共党于左右。
但周当年就是对“非委”坚决打压的执行者，闻言当即明白张学良身边有“脱离党的叛徒”！在将情况报的同时，周又做出具体布置以针对这些前人士。由此，黎天才等人才会在工作中会受到极大阻碍。
对来说，能拉拢东北军固然为策，但因其内部良莠不齐，若分化之后再以之扩充自身则更为可靠。何况，东北军虽然战力不强，可人多势众，也不是初到陕北的轻易能啃动的。借助“非委”，并推动其出头，进而挑动张学良对抗老蒋，赢得陕西乃至西北、全国局势的缓和，这无疑对力量的发展壮大有极大益处。
在原本历史，对留在“非委”中的人员一直进行打压。黎天才虽然从狱中释放了大批人员，可最终他却死狱中。而罗章龙要不是后来毛点名将其树立为反面典型，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行关照，恐怕也逃不过有些人的黑手。既然毛给其定了案，罗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对一个过了气的前人士、后来的大学教授，位高权重的有心人也不将他放在心。
此时，闻听于学忠所言，张学良惊问道：“这怎么会？西北又是怎么知道的？”
“那位曾来给总司令讲过马列主义的罗教授，现在西北并已经被看押起来了。”于学忠叹道，“消息应该不假。”
在36年夏，进入西北的各方人士中有位名叫罗仲言的，自称原在河南大学任教，因向往西北才跋涉而来。适逢西北刚成立兰州大学，罗便想到大学里任教，但却被郑建涛等人给盯住。经赵振中确定，罗仲言也就被关押起来。他没说多少，可架不住赵振中知道他的事不少。于学忠得到的消息不过是赵振中借罗仲言的名义说出来的罢了。
“嘿！这可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眼下局面，输得不冤啊！”张学良喟然叹完，又问道，“孝侯兄，你那位赵兄弟对我们眼下情况有没有好建议？”
“他倒是给我来了封信，说了点建议，可惜……”于学忠一边摇头叹息，一边从怀中拿出一封信递给了张学良，“信在这里，总司令看看便知。”
张学良看完之后，也长叹道：“可惜，有点晚了。要是能早几年看明白情势，我们又何必为他人火中取栗，打死打活！”
在这封信中，赵振中除了问候于学忠，并述说几年来别后经过，针对眼下国内局势提出了几点看法：
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内、对外政策。抗击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入侵，是全国、全民族的大事，是每一个国人的历史责任，决非仅仅属于南京当局所应为！南京当局妥协卖国，国人自可独立自主、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并非一定要仰仗于南京。若时机恰当，可推翻南京反动当局，成立新的、代表绝大多数民众的中国政府。
二、坚持东北军集中使用。东北军接受老蒋“军队改编”的条件后，很可能会被打散并分派到不同区域使用，被消耗在未来的作战中。为改变不利局面，建议争取东北军在某一战区集中使用。
三、肃清内部，保障团结，提高战斗力。东北军现在良莠不齐，各方势力混杂，为了保持队伍团结和提高战斗力，建议对别有用心的势力予以清除，对心有别属的人员予以遣散，以提震部队人心士气，提高战斗力。
四、坚持自力更生。可以预见，南京当局未来对东北军肯定会在粮饷、装备等方面加以为难。作为应对，建议东北军在从南京方面获得物资以外，还应进行屯垦，以保障供给。
另外，在东北军撤离陕西之前，西北对陕南于学忠部可提供粮食、衣物等方面的帮助；在东北军与他部换防、撤离陕西时，西北可以装备物资换取长武、陇县、略阳三地，以完善西北防区。
五、鉴于眼下局势，为避免西北乃至全国局势恶化，给日军以可趁之机，西北政府无法接纳东北军，敬请谅解。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固然受到各界指责，可西北方面也遭到不少质疑。在老蒋的授意下，南京当局掌握的报纸、电台都纷纷猜测张、杨此举是受西北政府影响。老蒋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借助这种方式来试探西北政府的反应，并进而判断张、杨与西北的关系以及事变对西北局势的影响，同时还借以打击西北在国人的威望和地位。
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指责，西北方面当然进行了驳斥。但也由此提醒了赵振中：现在不是接纳东北军的时候！
至于为于学忠部提供物资，则是感谢其当初为赵振中等人提供的便利；而以装备换取三县，除了要完善西北防区的原因外，还有临别赠礼的意味。张学良去职，东北军被改编，以后这十几万人肯定不受老蒋待见，地位则向后娘养的看齐。既然如此，那西北方面不妨提前结个善缘，日后相见也有话好说。
而张学良看完信后，想想自易帜以来，放着偌大家底不思奋发却一直仰仗南京，再想想九?一八以来的种种过往以及眼下东北军的窘迫，大有悔不当初之感。
“孝侯兄，我去后，东北军就交托给你，一切由你处断。这个我会在随后的会议说明。”张学良摆摆手，把于学忠想要推辞的话给挡了回去，又接着说道，“西北这方面的关系，还请孝侯兄妥为处理，说不得，将来也好为弟兄们留条后路。至于和陕北交往密切的那些人，可趁部队改编的机会将其遣散即可，我们就不做恶人了。”
长城抗战期间，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在他出国期间，就曾把东北军的事务托付给于学忠处理。而现在，又加了西北这方面的因素，张学良自然没有另找他人的道理。
对，张学良虽然失望，可当下他也做不出翻脸为仇的事情来。其实，原本历史，张学良一意坚持要送老蒋回南京，固然有负荆请罪的意思，可也未必没有看清某些现实、内心失望之下的决然意味在内。
在送老蒋回南京一事，张学良与黎天才早有约定，而两人在行前却没有向周透露任何消息。等周得知之后，张已然飞去。这其中也颇令人寻味。
其后，受刘鼎等人看重的孙铭九等人又挑动东北军少壮派和元老派内斗，并枪杀王以哲，造成东北军的分裂。张学良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是他亲手创立抗日同志会，正是他在帮助下精心培养的中下级军官，最终将他尽心竭力想要保存、为此不惜发动兵变的东北军给送进了坟墓。
作案后的孙铭九等人却受到周的庇护，安然逃脱。甚至，孙铭九等人后来在抗战中竟投降汪伪当了汉奸！但即便是其有做汉奸的经历，可只因曾捉蒋，孙铭九等人竟仍能在建国后身居高位，经受历次运动而无恙，并得以善终！真个是咄咄，且休休！
与孙相比，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后来却遭遇不幸，或许如此种种就是张学良获得自由后仍不愿回大陆的原因？
在张学良和于学忠预做安排时，张、杨接受老蒋的条件，和平解决事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处，陕北也在研究今后周边局势的变化，谋求缓和的可能。
“张、杨两部若是离陕他去，老蒋再调中央军进入关中，我们东面是黄河和晋绥军，北面和西面是人民军，南面是中央军，这可是绝地！”老彭亮着大嗓门向与会人员做情况说明，“凭我们眼下的兵力和实力，若不提前做好准备，等老蒋中央军部署到位，我们可就危险了！”
“我早就说北不行，你们非要一力坚持。现在跑到这样一个绝地来，还不如当初我们集中力量南下打四川呢！”一直对北不满的张国焘现在又跳了出来。
“国焘同志，北是中央的决定，这个以后就不要再提了。眼下要紧的是想办法解决我们的困境。”国际代表张浩打断张国焘的牢骚。张浩代表着国际，代表着斯大林，在场的众人里，张国焘可以摆资格和其他任何人争个脸红脖子粗，可就是不敢和张浩争。
“我们现在队伍也不多，在陕北虽然只有十来个县，可也是个不错的根据地。地盘小，我们以后再发展就是了。”朱老总操着浓重的川音笑道。
“那我们下一步向哪发展？这东南西北总要有个定处才好。”张闻天推了推鼻梁的眼镜，又探询着问道，“要不，我们还继续东征？次在阎锡山那里的收获挺不错。”
“明君啊，行不通了。”老毛捻灭手中的烟蒂，摇头说道，“老蒋为了解决张、杨，调集了大量部队在潼关以东。河对岸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和部分中央军；在我们南面又是占据朝邑、澄城、大荔一带的冯钦哉部；现在又是冬季，黄河水量低，不少地方冰厚得可以过人。如此一来，只要我们过河再次东征，老蒋可以很方便的调集兵力在大河两岸机动。不能东去啊！”
“老毛，那你说我们朝哪发展？西边人民军飞机、大炮可有不少，听说防线前面又是地雷阵，难道我们去碰这样的乌龟壳子？或者，我们朝南面发展？”张闻天有些为难，“可南面是张、杨的地盘。”
“我不同意向南。”周恩来说道，“我们和张、杨达成协议并没过多久，又接受了对方提供的大量急需物资，要是现在向两位正在困境中的朋出兵，会让人寒心的，更会对我们今后带来极大的不利！”
受莫斯科压力，改变此前与张、杨共抗老蒋的态度已经对不起朋了，若是趁张、杨眼下困难的时候出兵，固然可出其不意获得不错收获，但如此一来，将彻底断绝今后与其他方面交往的可能。这是得不偿失的。
“恩来，不是要现在向南，而是等后面张、杨他调，老蒋的人马立足未稳的时候向南。”老毛解释道，“当然，若能争取到张、杨两位朋的配合，他们前脚走，我们后脚进，那就好了。至少也可以多占几个县。”
“我看行！”叼着烟斗的贺龙赞同道，“我们各路大军会合后还没发过利市来，正好趁机会向外扩一下！”
周恩来想想觉得这样可行，便点头道：“如果是这样，那我也同意！”
“向前，昌浩，你们有什么看法？”朱老总问一边不语的徐向前、陈昌浩。
徐、陈二人因是四方面军中人，跟随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行动，到陕北后已做过了几次检查，除非必要，两人现在是惜口如金。
“我到陕北的时间不长，一些情况不是特别清楚。”徐向前斟酌说道，“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我们和西边相互争论得怎么厉害，甚至互骂，可人民军那么强的兵力却没有向我们主动进攻过。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取得同该部之间的缓和？”
张闻天等人当初从哈达铺辗转北的时候，人民军就出动飞机一路跟随，虽然大家没有遭受过轰炸，可众人也因此对西北没有好印象。加其后又因抗击苏联、收复蒙古等事情同人民军互相批发帽子给对方扣着玩，你说我“大军阀”，我说你“带路党”，吵得不亦乐乎，张闻天、博古、老彭等绝大多数人也就不会去想同人民军谋求缓和的可能。
何况，西北方面的言行也表明其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拒绝与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象老毛这样的人物，也只是想想同西北缓和的可能后就放弃了。党内在莫斯科的指挥下正对西北口诛笔伐，此时贸然提出与西北缓和，肯定会遭到非难，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我曾到前沿察看过人民军在延河北岸和桥山、子午岭一线的防御工事，虽然从远处看不到内里究竟，可铁丝网、壕沟、地雷阵、明暗火力点等等布置，比教科的防御工事要复杂得多。加还有飞机、大炮，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要是能缓和那最好，我们也可以从西北获得一些急需物资。不说别的，光战士们每天需要吃的盐就是个大问题。”重新出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亮明自己的观点。
见有同志先提出了与西北缓和的问题，老毛重新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后，便看着大家缓缓说道：“严格说来，我们和人民军并没有现实利害的冲突。我们之间只是因苏联和西北之间发生的事情，而导致的认识的分歧。就民众党传单所说的对内、对外政策，很多地方和我党类似。我们下一步同西北的关系究竟如何，还要请张浩同志说说意见。”
老毛只说了有关事实，却没有表明其自己观点，反而把问题交给了国际代表张浩。如果张浩赞同与西北缓和，那部因人民军抗击苏军、收复蒙西而对西北产生的各种声音也就烟消云散；如果张浩也反对与西北缓和，那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个话题仍是禁忌。
不过，从老毛掌握的情况来看，苏联正面临着西边德国、东边日本的强大压力，这从3月底苏、日冲突后苏联取消对人民军的行动中就可看出。加国际又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种局势下，若是能谋求与西北之间的缓和，想必苏联也愿意见到。若真能实现，对来说将极为有利。
“在我回国前，国际总记季米特洛夫同志找我谈话时曾专门强调过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内容。这个内容我已经向同志们传达过。”见在座众人都看向自己，张浩仔细想想后便又说道，“西北是和苏联有过战争，甚至人民军还占据了蒙西大片领土，但当年张学良也和苏联因中东路发生过战争，可我们现在不也合作得挺好？再说，我们和蒋某人打了近十年，可我们不也正准备同南京当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么？十年的恩怨、十年的血仇我们都能为了抗日这个目标而暂且放下，我们同民众党之间又只是一些口角，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同志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非常赞同张浩同志的意见！”见张浩亮明态度，老毛心中松了口气，兴奋地鼓掌说道，“我们人胸怀宽广，可不是小鸡肚肠，张浩同志说的非常对！张学良、老蒋曾和我们打生打死，我们都能联合，没道理只因为几句口角就对民众党和人民军关我们的大门嘛！”
张浩用张学良、老蒋做对比，一席话吹散了众人心中的迷雾，看清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消除了众人心中的疑虑；而老毛的话又将放在一个高姿态，大家若是反对那岂不是小鸡肚肠了？当下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也纷纷赞同起来。
“为了打消西北方面的疑虑，我可以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去西北和他们谈。争取有个圆满结果。”张浩又补充说道。
“对了，我想起来了。”博古拍了一下大腿，笑道，“我们这边还有一位赵校长的学生，让他陪张浩同志一起去，还可以打打感情牌！”
“从来就听说老蒋的黄埔门生，难道那个赵振中还开了黄埔分号不成？”贺龙笑着打趣道。
见众人一时不明所以，博古便笑着解释道：“虽然不是黄埔分号，可赵振中却当过青岛大学的校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和名誉校长，我们罗荣桓同志当初可是青岛大学毕业的，算起来可是赵振中的正牌学生！”
博古曾负总责的，现在也仍担任着组织部长的职务，对党内、军内高级领导人员的基本情况还是很清楚的。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件事。”老毛回忆道，“当初在开会的时候，曾听王尽美、邓恩铭两位同志提到过山东有个叫赵振中的，还是青岛大学董事长。也听他们说过赵振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据说尽美同志的后事还是赵振中帮助料理的。不过，这个赵振中好象年纪不大，也就27、岁的样子。”
“这么年轻？”
“比罗荣桓还小？”
“那他岂不是十几岁就当大学董事长了？”
在座诸人惊奇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