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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比邻天涯（四）
接到阎锡山的指示，陆近礼、陈敬棠便在6月8日同杨天明、邹德贵举行第二次会谈。
听对方同意按照正常状况转移20万灾民到西北，以及陆、陈二人代表阎锡山所提的有关汾河水库、对中共的认识和关系、晋西北现行政策等问题，杨天明、邹德贵相互看看后，杨天明开口道：“我前两天刚去过汾河水库那边，就先说一下与水库相关的事项。”
“我军修建汾河水库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水力发电、调节汾河水流量以灌溉沿河两岸的农田、缓解旱灾和洪涝灾害等。当然，这个水库建成后也确实可被用来对太原进行攻击。不过，水淹那只是我方保留的一种威慑姿态而已，只要太原当局不对我方控制区域进行大规模攻击，我方决不采用如此手段。另外，这个水库是一定要修成的，这不用讨论。”
见杨天明态度坚决，陆、陈两人对视一眼后，也便打消了就此继续深入的念头。反正阎锡山也没要求他们必须在水库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照此回复太原就是了。
实际上，汾河水库的修建除了杨天明摆在明面上的原因，还有赵振中另外的考虑。若将来抗战中太原失陷，汾河水库积蓄的水量也可迟滞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追击，使得有关方面尽可能的多转移物资和人员，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不过，这个意图只有赵振中、周明远、周安舒知道，眼下日军尚无全面侵华的迹象，有关内容说得太早并没有什么益处。
“说到水淹太原，我想起个问题。”邹德贵接口道，“陆先生，您是负责西北实业公司的，我想请教一下，若是太原被敌人攻占，山西方面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坚守以及反击自救的实力？”
“邹将军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贵方要攻击太原？”陆近礼心中震惊，脱口问道。一边的陈敬棠也大为吃惊。
山西的工业，特别是西北实业公司旗下的产业，基本上都集中在太原一带。若是太原丢了，那西北实业乃至山西工业可以说也就完了。想到这种后果，陆、陈二人无不紧张。
“对于山西，我们是愿意和平共处的。但这有两个前提：一是晋绥军不再进攻我方，也不支持其他势力攻击我方；二是晋绥军不能投敌卖国。若是发生了这两个前提中的任何一个，贵我双方和平共处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我军行动自然也就不受限制。”
邹德贵肃容说完，缓和了下，又道：“此外，山西周边可并不只有我们人民军。刚才的问题不过是提醒陆先生今后应该考虑提高山西工业战时的生存能力而已。两位也应该看到，自从年初签定协议后，我方是一直恪守协议有关内容的。”
听了邹德贵的解释，陆、陈二人虽然心中仍有疑虑，不过已经放松不少。
“邹将军的提醒，我会转告阎长官。调整工业布置那需要阎长官同意，不是我能决定的。”陆近礼虽然如此答复，可心里也并没把邹德贵的提醒太当一回事。毕竟，眼下华北事变尚未爆发，日军更未增兵华北，南面刘峙也没听说有什么异动，邹德贵的提醒在陆、陈二人眼中更多的是危言耸听。
直到一年多后，日军增兵平津，华北形势日趋紧张时，陆近礼和阎锡山等人才想起邹德贵的提醒。懊悔之下，那番忙乱就别提了。结果，到日军占领太原时，山西方面还是有不少家当没有转移完毕，落入日军手中，这着实让阎锡山肉疼不已。当然，那已是后话。
而现在，邹德贵见对方不把自己的提醒当回事，也不再多说。反正根据赵振中先生的指示，他已找机会提醒山西方面了，对方不听最终倒霉的还是山西当局。
“我方在晋西北的政策，两位先生若感兴趣可在我方人员陪同下，深入了解一番。至于有关具体内容，除了涉及我方机密之外，给贵方提供一份书面资料并不是什么难题。”邹德贵继续说道，“在贵方眼中，我们人民军或许应该算是强邻、恶邻。不过，就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想做恶邻的，而且同周围其他势力相比较，我们也不是恶邻。至于强邻，西北甘、青、宁、新等省又称得上是荒凉，我们就是想成为晋绥的强邻也不是易事。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是真心希望同晋绥和平共处的，这也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事。”
陆、陈二人在今天的洽商中，这已经是第二次听邹德贵谈到“和平共处”了，而且邹德贵不掩饰问题，说的又很直接，这也让两人感到此次来保德洽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同陈敬棠交换了个会意的眼神后，陆近礼便郑重地点头说道：“贵方的意见我们一定如实转告阎长官。若贵我双方能消弭战端、分歧，实现睦邻友好、互利互惠，这也将是三晋千万百姓之福分。”
见陆、陈两人明白自己话语中的含义，邹德贵、杨天明也轻松不少。便继续就对方所提的问题谈下去。
“在国家、民族的问题上，我想我们人民军和贵方晋绥军都是坚持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这应该是我们双方最起码的利益共同点，也是我们双方今后进一步合作的基点。当然，这里的‘民族’是指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邹德贵突然谈起了国家、民族，这让陆、陈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刚才谈的好好的，这怎么扯这么远了？”不过，两人尽管心中疑惑，却也都承认邹德贵说的有道理，各自点头。
“基于这种认识，对于我们双方的共同邻居——中共——而言，人民军采取的是以邻为壑的政策。”邹德贵索性直说，“从33年冬我军陈兵延河北岸开始，我军就集中人力、物力，修筑西联桥山、子午岭，东抵黄河的防线。当初，这道防线是用来对付南面杨虎城部的，但现在，对占据陕北南部6县的中共也同样适用。”
从33年冬到35年夏，人民军不但加固了延河北岸河堤，还在延河—小平川—周水—洛水一线构筑了地雷阵、铁丝网、隔离墙、碉堡等防御工事，并把延河以南部分区域的民众迁移到延河北岸安置，使得延河与汾川河（也就是后世的云岩河）之间基本上成了一片无人地带。
至于人民军在陇东、陇中等地，由于此前双方一系列战事，加上人民军迁移民众另行安置的政策，在双方交界地带形成了一片3到5公里左右宽度的无人区。人民军和陕西杨虎城部、陇南鲁大昌部在无人区的两侧遥相对峙。
“似乎共党方面和贵方并无冲突，贵方真的就对其封闭边界？”陆近礼有些难以理解。
“从公共渠道目前所披露的有关中共消息看，该党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听命于莫斯科并跟随其指挥棒转的傀儡组织。这从中东路战事该党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从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该党奉苏联之命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等一系列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该党和我方都与南京当局处于敌对，但我方也决不会与这种罔顾国家民族利益的组织发生任何利益往来。除非该党改弦更张，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真正放在第一位，否则我方决不与其有任何形式的合作”
接着，杨天明又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拒绝与该党合作，还有一个原因。该党对他们自己人，特别是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都能痛下杀手，就更别说与他们合作的人了。这种只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是我们人民军所绝不能接受的”
邹、杨的答复虽然让陆近礼、陈敬棠感到高兴，不过，陆近礼还是谨慎地问了一句：“这是两位将军自己的看法还是贵方上下一致的意见？”
“这当然是我们人民军全体一致的共识，我们两个只是总部授权与贵方进行接洽的代表罢了。”邹德贵平静地答道。
在前些天，赵振中得到朱庆澜转来的当初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后编译的资料和中共两位要人供状照片后，就组织人员将其重新整理并加以印发。同时又组织在西北的民众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政府、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共同观摩。其后，又在5月底举行会议，确定了今后民众党、人民军对中共的策略。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民众党、人民军与中共关系的一系列准则：
在该党仅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情况下，民众党、人民军不与其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
在该党没有肃清苏联思想、理论、组织的控制前，民众党、人民军不与其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
在该党没有清算对其自身队伍进行肃反，向其自己人挥舞屠刀之前，民众党、人民军不与其开展任何实质性的合作；
人民军严守防区，不主动进攻该党防区，但该党武装力量擅自进入己方防区视为入侵，人民军应予反击；
对人民军控制区域内清查出来的该党分子，视情节轻重处以年限不等的劳役；
……
在会议最后，赵振中明确称这一系列准则为“以邻为壑”的政策。
由于自成立以来，民众党就奉行以民众为基石，以国家、民族为依托的“民众主义”，因而在了解该党的真实面目之后，民众党内对赵振中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准则一致通过。
这也是为何邹德贵现在能对陆近礼、陈敬棠两人侃侃而谈的原因所在。这其中不仅有邹德贵自己的认识，也体现着民众党的会议精神。
“贵方对中共‘以邻为壑’，真的只是因为在国家、民族上的认识不同？不是因为地域上的利害？”在清末、民国官场上耳濡目染多年，见识过各样人等表演的陈敬棠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勿怪老先生不信，想当初，商震辛亥时也曾是不惜性命参与**的热血青年，可后来却在绥远种罂粟、制鸦片、卖车皮……甚至在做山西省长的时还为争夺村政处的几十万元和老先生撕破了脸。这以往种种，也使得老先生对邹德贵所说的充满怀疑。
“要说利害，贵我双方的利害关系应该更严重，可我方进占晋西北以来却愿意与贵方和平共处。而导致我方出兵的原因却又是晋绥军在宁夏北部、陕北对我部的攻击。”或许感到自己词锋逼人，杨天明缓和下又道，“陈先生现在有疑虑很正常，不过，我们人民军做的究竟如何，今后的事实会说明一切。”
“老朽拭目以待。”陈敬棠不紧不慢地跟了一句。
……
8日的会谈结束后，陆近礼、陈敬棠便将有关进展情况电告了阎锡山。
看着手中那份长长的电文，阎锡山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人民军没有和中共串通一气，那对晋绥、对西北乃至华北都是一大好消息。而身处各方势力之间的太原当局也更能游刃有余，为自身谋得最大利益。
对于人民军所提的，只要晋绥军不主动进攻或协助其他势力进攻，以及晋绥军不投敌卖国两个和平共处的前提条件，阎锡山思量了会儿，也点头认可。只要老蒋的中央军不进入山西，那这两个条件答应下来并不困难。就是万一老蒋派兵进来了，想法让中央军顶到前头就是。
汾河水库的事情虽然没有解决，不过阎锡山也心中有了底。至少，人民军还是有克制的，不会动辄就水淹太原。在无法强行迫使对方停止有关工程的情况下，阎锡山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至于陆近礼在电报中提到的人民军警示太原工业过于集中的情况，阎锡山虽然认为有一定道理，可随即摇摇头便将有关说法抛在脑后。眼下西北实业公司旗下的各产业大多已经进入了实质生产阶段，这个时候搞什么搬迁，费时费力不说，还会少赚不少钱。眼下国内基本上还算平静，只要人民军这边能稳住了，未来山西基本上不会有大的战乱。这种情况下搬迁，那不是花钱打水漂玩，自己跟银子过不去吗？
心情大好之下，阎锡山又电告陆、陈二人，要他们抓住机会多在晋西北了解一番。看看能否发现人民军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到如此规模的内在原因，也看看能否找到人民军内在的弱点，以便为太原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依据。
对于陆近礼、陈敬棠在9日提出的“想四处看看”的请求，邹德贵、杨天明只是有限同意，毕竟，人民军在晋西北有不少的秘密，可不能随便就泄露出去。为了保证不出娄子，邹德贵找来后勤部在这里派驻的方允中，又安排了几名战士护卫，由他们带陆、陈两人到农村去看看。
在人民军进占保德之前，陆近礼曾以西北实业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多次到华美工业区洽商业务，加上这两天已就近看过华美的一些产业，因而对邹德贵的安排并无异议。而陈敬棠曾主持山西省村政处，此次到保德也希望能多了解人民军在晋西北的作为，也同意邹德贵的安排。
陆、陈两人跟方允中等在晋西北的几个偏僻县里转了10多天，又拿到了邹德贵提供的一些书面资料，便心绪复杂地返回太原。
在陆、陈两人心里，一直觉得山西被誉为民国的模范省，村政建设也是独居特色，加上阎锡山治理山西多年，这晋西北几县的民众怎么也该感念太原当局的好才是。但让两人沮丧的是，分到田地并且两年免税的农民几乎全在人民军的帮助下忙着整修河道、水渠、打井，保证夏粮收成，没人还想着太原当局和阎锡山。
加上人民军在各县推行小学、中学的免费教育，以及枪毙身负血债的地主恶霸等措施，人民军政府在这半年时间里已经获得了晋西北9县民众的广泛拥护。甚至一些被征收了多余田地的地主乡绅也一边私下里发着牢骚，一边期盼着人民军能按时兑现承诺的红利或免税。
而各个村口、主要道路上不时闪现出来的经过人民军组织、训练的盘查人员，又真切地提醒着陆、陈两人：人民军对晋西北的控制严格、有效，并且已经深入到最基层
……
6月22日，一身疲惫的陆近礼、陈敬棠赶回太原面见阎锡山。
当听陆、陈二人说完这些天的见闻后，阎锡山也暗吸冷气：“这才半年左右，西北9县真的就变天了？真的没人对省府感念？”
一直以来，阎锡山都自诩其对山西治理的功绩，以山西民众对他的拥护为自豪。可现在陆、陈两人传回来的消息却让他的自信有了动摇。这才半年，若是再过个一、两年，恐怕晋西北9县就真的再难找到心向太原的人了。想到此处，阎锡山不禁有些颓然。
应当说，阎锡山治理山西确实有功绩。不过，他推行教育不假，却不象人民军那样实行免费教育；他发展工商也不假，可获利的却是家有产业的地主和富商；阎锡山对农民征收的田赋与其他省份相比确实算低的，可再低也比不过按人口分地和两年免税。同人民军相比，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所谓善政相形见绌。况且，占人口多数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在阎的善政中根本就享受不到实际益处，晋西北9县在半年左右便被人民军征服了民心也就不奇怪。
“这人民军又是两年免税，又是免费教育，在修建防御工事的同时还组织人力兴修水利，他们真的能负担得起？”不甘之下，阎锡山又置疑道。
对经济在行的陆近礼这些天就在思考有关问题，当下便回道：“西北那边地处偏远，山多地少，人口不多，免除两年田赋、实行免费教育确实减少了收入、增加了负担，可人民军守着华美工业区，每年的进项足以弥补相关开支。若加上从一些地主恶霸手中得到的资产，还会有剩余。”
“人民军还有另外的财源。”陈敬棠补充道，“宁夏的畜牧，青海的盐，陕北的煤炭，这可都是财富。人民军若是开发利用好了，对新占区域两年免税完全能做到。”
“芷庄，你以前负责过村政处，你说说，人民军在农村推行的政策真的就那么好？我们能不能拿过来用？”阎锡山依然心绪难平，想找到对方的不足或者找到能为己用的方式。
“我这些天也在琢磨，觉得人民军实行似乎与‘井田制’类似。”陈敬棠皱眉说道，“当然，这种说法难以对人民军在晋西北推行的政策进行说明。”
“‘井田制’？你没说错？”阎锡山惊讶道。
一边的陆近礼也难以置信地看向陈敬棠。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土地制度。据说，夏朝曾实行过井田制。商朝、周朝的井田制因夏而来。到西周时已经发展很充分。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
《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从这一记述来看，井田制应当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度。当然，由于周仍属于奴隶社会，这个“公”也只是周王室或其他贵族的“公”。
而根据一些论述，周朝施行井田制，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庶世也随着土地同属于领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
人民军现在推行的土地政策，是在每村拿出10到30的土地作为村集体公用地后，再将剩余土地按人口分配到个人手中。
村集体公用地，一是保障村里新增人口的土地分配；一是其出产作为村里公共开销。新增人口分地或公共开销都要举行村民会议，在政府工作人员主持下列明帐目并予以公示。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公开、公平、公正。
按人口分配的土地不准买卖，但在缺乏劳动力或者从事其他产业时可以转租，或者由村集体收回。转租的租金不能超过政府所定田赋的两倍。
而按照规定，人民军政府每年夏、秋两季，将按照每亩田地出产总计征收十五分之一的田赋。当然，由于这两年人民军在晋西北免税，田赋也就不用征收。
陈敬棠大致介绍了一番人民军在农村中推行的政策，又指指带回的公文包：“那边提供的一些资料都在里面，应该比我说的详细些。”
听完陈敬棠的介绍，阎锡山既震惊又庆幸。
震惊的是人民军竟然只按十五税一征收田赋。要知道，南京当局一再鼓吹的“二五减租”，在施行后，虽说要求地租不得超过收获的30，可由于地主阶层的活动，最终仍保留了各类地租最大不得超过45的弹性规定。而这种所谓的弹性规定，实际上却导致各地地租居高不下。就连阎锡山自得的山西模范省，地租平均水平也不低于20，是人民军规定的十五税一的三倍
阎锡山庆幸的是人民军能够遵守协定不向晋绥两省其他地方扩张。人民军现行的政策实在太有吸引力了，若是任其向外扩张，估计几年后晋绥两省还感念阎锡山好处的人可就真的不多了。不过，这样被动可不行，总得找个有效的应对法子才是。
从这开始，阎锡山一有空闲就拉着陈敬棠、陆近礼以及晋绥方面的有关人员研究对策。在借鉴、消化人民军政策的基础上，总算捣鼓出一套阎锡山认为可行的方案来。
7月29日，阎锡山在太原讲演，宣称防共的根本办法是实行井田制及农民武装自卫。其后，在9月8日，阎锡山在太原讲演时，又进一步提出“土地公有权为澈底防共之法。”
阎锡山的这种说法，实在让南京当局的要人耳目一新。一些人甚至私下嘀咕：“这阎老西莫不是被赤化了？”就连老蒋心中也有些诧异。
当阎锡山专门呈文南京，希望同意在山西实行土地村公有的试点时，老蒋看完有关资料后虽然同意其所请，但也叹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阎百川身在太原，距离共党、人民军近，就想学人家。这想法不错，但恐怕是推行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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