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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比邻天涯（三）
听了施密特的问话，朱庆澜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他才声音低沉地说道：“要员们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又怎么会去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哪怕有些人曾经深入灾区，嘴上说的好听，可那也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罢了。要员们和底层民众在现实中的距离或许有时很近，可在心理上，却有天涯之远。”
见施密特在琢磨这番话，朱庆澜以为他没听懂，便又解说道：“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依然是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不象美国。现在，掌控一切权力的中央政府是由一个党选出的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不对民众负责。党内按照纪律，却又是党员对党的首脑负责。这样的组织，也就决定了政府是不会对民众真正负责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8年9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就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不过，这个五院中虽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等的区别，但却统一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并且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其后，因蒋、汪等人之间权力斗争，特别是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成为虚职。为了挽回影响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老蒋在1930年10月电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商讨约法问题。其后，在提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虽然在形式上，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代表涵盖了地方农会、工会、职业团体、自由团体等民选代表，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但实际上这些与会人员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国民党背景。也就是说，31年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会议，是为了达到以法律形式掩盖**实质的工具而已。
31年的国民会议在5月8日召开，12日就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并决定6月1日由南京政府颁布实施。
一部事关未来一定期限内带有国家根本法性质的约法，其制定竟如此仓促而在这部约法中，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很是笼统、模糊，更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措施。也就是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国家政权由党代表行使，政府由党产生，政府对党负责，重要法律由党解释等维护国民党一党**的内容。再结合国民党内部的有关规章，这部约法也就成了国民党高层政要从31年开始就维护自己**地位的工具。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党**、以党治国，很大程度上是肇因于31年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
其后，汪兆铭在32年成为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则在32年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从而开始了汪主政、蒋主军的二元领导格局。
回顾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种种，再想想北洋政府，不能不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孙文及其党羽，尽管从辛亥之时就把“民主”的口号喊的山响，可一旦孙文及其党羽得势，就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一脚把国会踢到一边，实行一党**，民众连选择或反对的权利都没有；而北洋军阀统治时，虽曾被国内一再抨击为“**”，可不管怎样，北洋时期还有国会存在过，还允许多党存在。
在原本历史上，国民大会和制宪会议是应当在1936年召开的，不过由于当局的拖延，一些省份的代表选举工作并未完成，而第二年又爆发了全面抗战，致使训政一直持续，宪政一拖再拖。
想想以往经历，加上前些天在西北时从赵振中那里听到的他对孙文及南京当局“一味高调宣称民主，不过是嘴里说得好听，真正当权了，却举起屠刀杀人全家”的评论，还有从朱榕那里听到的有关欧美国家和国内当下的一些情况，朱庆澜虽然无法预知今后历史发展，可眼下的情势表明南京当局丝毫不见要推动宪政的影子，老爷子一时感慨不已。
施密特到中国也有几年时间了，现在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外，对有关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也有大致了解。不过，以前道听途说来的内容总不如这次亲身经历的感触大。一个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竟然不对国民负责，而是被一个政党所掌控，并进而只对极个别要人负责。这种情况是施密特以前从未想到过的。瞠目之余，自诩为“中国通”的施密特也是无语。
……
在南京那边获得了当局转移灾民到西北的许可，朱庆澜也就要着手安排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到各省了解灾情，统计有关灾民数量，并初步确定今后将要转移到西北的人员。当然，在此之前，朱庆澜还要将与南京方面达成的条件想法转告西北方面，以便华美公司海外部分能尽快向国内调运有关物资。另外，还要到北平暗地托付熟人把赵振中需要的资料给找好。
5月中旬，朱庆澜再次来到太原和阎锡山确定有关转移灾民的事项时，美国华美公司的授权委托也由华美银行太原分行经理威尔士转交过来。根据华美公司美国总部指定，施密特和吴鸣山将负责把海外运来的救灾物资转交朱庆澜领导的慈善会，并协助其处理有关救灾事宜。
实际上，在保德和包头等地活动的吴鸣山是负责朱庆澜与西北进行沟通的外部联络人，而施密特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的挡箭牌罢了。西北方面则由朱榕专门负责和吴鸣山联系，以保证有关信息的保密和传递无误。
接到吴鸣山转来的消息后，赵振中很是高兴。没想到原本预料中要颇费周折的灾民转移计划，竟因阎锡山别出心裁的“祸水西移”方案而达成的如此顺利。
看完转来的有关信息后，赵振中笑着赞道：“有朱老出马，这事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接过赵振中递来的那页纸张，朱榕看完后又将其递给了一边的田云逸、邹德贵传阅，并皱眉说道：“要是当局真的在灾民中混杂别有用心的人，那鉴别起来可是个麻烦。”
“呵呵，望溪兄，若是当局派来的人是以灾民身份混入的，那肯定是无所遁形。”赵振中想起杨天明自沂蒙就推行的“防疫沐浴检查”，不由得笑了起来。当他把有关情况向朱榕做了简短介绍后，朱榕先是一呆，随后也捧腹不已。
要是当局派来的人伪装成普通民众，那鉴别起来还要费点功夫，可若真的伪装成灾民，那只能说他们是倒霉到家了。灾民一个个都饿得皮包骨头，那种憔悴、绝望、麻木不仁，以及对食物的渴望……种种特征综合起来，绝对是正常人无法伪装的。何况，正常人混在这个时代的灾民中，在沐浴后一丝不挂的面对人民军安全部人员的问讯时，肯定是鹤立鸡群般的醒目。
当然，若真能有人装扮灾民成功，那他绝对属于演技超绝并且深入生活并把自己饿得皮包骨头的狠人。不过，就这个年代来说，《演员自我修养》尚未翻译成中文，而对南京当局来说，也是找不出这种演技非凡的狠人的。
而且，安全部郑建涛等骨干，当初都经过赵振中的专门训练，这些年经过反渗透、拔钉子、捉臭虫等卓有成效行动的磨砺，现在甄别出混在灾民中的当局“暗子”是比较容易的事。
另外，这个时候中统、军统尚未成立，蓝衣社又在老蒋的权谋下出现贺衷寒、康泽两派相争，加上该社忙着在西南扩张权势和追剿中共，以及该社有关人员自身腐化的问题，这个中国自产的带有法西斯色彩的组织已开始走下坡路。只要提醒西北的郑建涛、沂蒙的悠的就进了贵州，结果王家烈就倒了霉。谁知道山西南边的刘经扶会不会进山西？还是小心点的好。
中共的政策明摆着在那，要消灭地主和资本，若是让他们过河东进成了气候，恐怕阎锡山多年积攒的家底会片瓦不存。闹不好吃饭的家伙也会换个地方。这实在是要小心提防的。
人民军虽说和晋绥有过节，不过自从年初签定有关协议后，对方倒也能严格遵守。根据这些天从保德那边了解到的情况看，人民军虽然也限制土地，但却对地主乡绅能区别对待，还鼓励民族工商业。这和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政策有一致的地方。若真能同西北合作，倒也对山西有利。万一将来日本人或者蒋某人或者中共要进山西，能把人民军拉进来一起对付，那可有利得多。哪怕多条后路也是好的。
阎锡山在脑子里自己打了几天架，又再次派人确认了人民军在保德推行的政策，便于6月5日派西北实业公司董事长陆近礼带着几个人以考察保德华美工业区的名义前去洽谈。希望能在年初协议的基础上订立对双方更为有利的协定，推动双方合作。
接到邹德贵的电报，赵振中便电令由负责东进集团的杨天明和人民军后勤部邹德贵两人代表人民军与陆近礼等人进行洽谈。
接到命令后，正在逐一视察晋西北9县防卫工事的杨天明也便赶回保德。
“我说邹掌柜，阎锡山派人过来做什么？”杨天明有些疑惑。
“说是希望促进双方进一步合作，并希望我们能按照年初的协议收留一些山西的灾民。”邹德贵有些郁闷，上次是敲阎锡山，现在阎老西这是要挽回一局啊。
在1月6日人民军和山西签定的协议中，第六条规定：“在山西、绥远受灾时，人民军可接受灾民进入西北甘、青等地，但灾民迁移要经双方事先洽商。”
也正是有这条存在，阎锡山在听到朱庆澜开口要地盘安置灾民时才会打起“祸水西移”的算盘来。
从开春后，山西全省就一直持续无雨，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严重旱灾。对于眼前的旱灾，经过几年发展和积累的太原当局是完全有能力自救的。不过，阎锡山派陆近礼、陈敬棠等人过来，除了对外宣称的考察华美工业区外，还想试探一下人民军的诚意。
若人民军真的遵守有关协议，那山西同其发展进一步关系也放心一些；若人民军连此前协议都不愿遵守，那山西今后对其还是多加防范得好。当然，通过人民军愿意接纳的灾民数字，阎锡山也能估算出西北大致的承受能力，也对其后朱庆澜大量迁移灾民到西北所可能对人民军造成的冲击有个预估。
在阎锡山看来，同人民军的关系是要稳定发展的，但借助朱庆澜转移灾民冲击西北也是可以做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消除人民军对晋绥的威胁，也才有可能拉人民军帮晋绥对付周边其他势力。
虽然不知道阎锡山心中所打的算盘，不过，邹德贵却抱定了“敌人想要做的，一定不能让其顺心”的主意，做好了讨价还价的准备。这却是歪打正着。
由于夏季刚到，秋粮收成如何尚属未知，陆近礼、陈敬棠也不确定晋绥两省今年最终会有多少灾民。不过，秉承阎锡山的意图，这个数字自然是要往大了说才好。
“100万灾民？两位先生莫不是天热中了暑在说胡话？”在保德人民军指挥部的会客室里，一听陆近礼所说的数字，邹德贵便瞪大眼睛，脑袋就是一个劲的摇：“不行，绝对不行我们是在协定上写了接受晋绥两省灾民，但你们也不能张口乱来。”
“贵方在协议上可是白纸黑字的写着呢，总不能说话不算吧？”陆近礼慢条斯理地问道。
“白纸黑字上写的是‘可接受’，自然也就‘可’不接受。”邹德贵扣起了字眼，辩白道，“你们漫天要价，我们当然‘可’不接受。”
“今年晋绥两省旱情严重，这可并非虚言哪。”陈敬棠在一边插话，“受灾的百姓实在太多，不能说我们漫天要价。”
“哼，陈先生，山西全省总人口我想不会超过1200万，绥远那边加上前几年迁移过来的灾民、难民，也不过400多万，这些数字通过历年报纸基本可以得到。”邹德贵为了西北人口问题没少琢磨周边省份，对有关数字自然清楚。“晋绥两省一共1600万左右人口，却一下子就甩给我们100万的大包袱，你们可真瞧得起我们”
“晋绥政府每年向民众收税，我就不信没有一点积蓄。现在受灾了，却把灾民甩给我们，那是不是晋绥两省以后就把税收交给我们负责了？”杨天明也在一旁帮腔。
陆、陈两人听了邹德贵所列的数字，一阵尴尬。不过，心下却也感到一些惊异。看眼前代表人民军进行谈判的两人，年纪轻轻却头脑清楚，言辞犀利，后生可畏啊
“贵方就一点不能通融？”陆近礼有些不甘地问道。
“既然曾达成了协议，那我们自然也会尽点心力。不过，我们最多只接受20万灾民，可别把我们当冤大头。”顿了下，邹德贵又补充道：“而且这20万灾民要是正常情况下的灾民，不能用老弱妇孺来充数，也别在其中混些探子。还有，这些人到西北后，如何安置，安置到哪里完全由我们决定，贵方无权干涉。”
“这个，对于贵方的条件，我们要向太原请示一下。我建议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如何？”陆近礼提议道。邹德贵所提的几个限制条件可不是陆近礼、陈敬棠所能决定的，必须向阎锡山请示才行。
对陆近礼的提议，邹、杨两人自然不反对。6月6日的洽商也便告结束。
当天，阎锡山在太原接到陆近礼、陈敬棠发来的联名电报后，沉吟良久，轻叹道：“这些年轻人还真说话算话，比那些老家伙靠谱。20万就20万”
“阎公，我们真的转移20万灾民给他们？”一旁的杨爱源提醒道，“若把三晋受灾百姓转给人民军，恐怕对阎公声誉有碍。”
山西百姓跟着阎锡山干了这么多年，现在有了灾害却把灾民推给敌对方的人民军，这不光让晋省民众心里难以接受，也会让人怀疑山西政府的施政能力。
“宜生前几年不是和朱子桥在后套、套内安置了两、三百万灾民吗？其中有不少今年又受灾的，从那里面挑选出20万人应该不难，就从那些人里出吧。”阎锡山心中自有打算，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决定了20万灾民的去留。
“阎公高明”杨爱源适时赞道，“不过，这样的话，20万就有点少啊。”
“不少了。”阎锡山淡然一笑，“你别忘了，人民军现在正对新疆、青海用兵呢，战乱导致的难民也不会少。加上千里输粮，都不是容易的事，够他们受一阵了。”
“可惜，他们在晋绥这边的兵力并没见少，否则，我们也可试着打一下。”杨爱源有些遗憾。
“别想打了，今后我们还要借助他们呢。”阎锡山摆了摆手，又道，“给恭斋、芷庄去电，同意20万灾民的方案。另外，要他们两个弄清楚人民军对共党的态度，还有汾河水库的事情也要有个明确说法。可能的话，再让他们弄一份人民军在晋西北施政的详细情况来。”
知道人民军确有遵守协定的诚意，阎锡山又想进一步摸底。虽然感觉人民军和中共应该不是一路人，可还是确定一下的好。再说，人民军在汾河上游上修建水库实在不是个事，若有可能，阎锡山宁愿出钱给对方也要把工程停下来。眼下雨季就要到了，可别因为水库让太原泡水汤里。
至于人民军施政方案，盗版来的不但不全面，还容易走样。若是能得到一份原版的进行研究，或许会促进晋绥两省的建设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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