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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体，不管是政党还是部队，要想具备强悍的战斗力，除了发展生产力解决物质装备外，更要注重思想和组织建设。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坚强的组织，即便人数再多，那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民众党和护卫军、人民军有赵振中所提出的“民众主义”做指导，加上不管是部队还是政党都是在赵振中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没有国共两党那些山头、派系纷争困扰，因而，党和军队在指导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建设方面并不存在什么困难。
具备了物质条件，统一了指导思想，又建立了严密的组织，要想形成并保持战斗力就相对容易了。就民众党眼下来说，只要遵循赵振中所提出的“统一思想、加强学习、整顿作风、严肃纪律”等要求，形成、保持以及发挥团体战斗力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而对部队来说，尽管其战斗力的培养和保持同样离不开物质基础、思想和组织建设，但作为一个捍卫集团利益的暴力机构，其战斗力的形成、保持和发扬却比其他组织体有为严格的要求。
在赵振中看来，影响部队战斗力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但有几项却是关键，其中主要包括：训练水平、作战意志、装备水平、后勤水平、指挥水平、编制情况等。
基层指挥人员需要根据上级命令，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战术布置，但中高层指挥人员，特别是赵振中这样身负护卫军、人民军以及两个根据地的安危和未来发展走向的人来说，更要着眼于全局，功夫更是在战场之外。
赵振中认为，一支部队固然可以通过多番硬仗、恶仗磨砺出强悍的战斗力，但那只是不得已情况下无奈的选择。有目的、有节制的通过对敌作战，检验并磨练部队战斗力，这无可厚非。但若仅仅只为了锤炼、检验部队，就将部队多次放在九生一死的环境中下并付出高昂代价，这已不仅是战略上的失当，更是指挥人员的不称职或者说是犯罪！
非要在敌人把自己折腾得死去活来，那未免有自虐倾向。
以原本历史上**武装发展为例，尽管长征在事实上锤炼了队伍，但它本身却是战略错误之下，连番失败后不得已的选择。
况且，在撤离江西后，对于后面究竟要“走向何方”、“坚持多久”在该党和部队中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就是到陕北后在该党和部队里也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想法，有的想北去蒙古，有的想西去新疆，还有的想南下打游击。尽管后来该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后来的成功却无法掩盖当初的错误。长征只是一系列错误集中爆发后的无奈选择，更是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直接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长征并不值得过于夸耀。
通过外部敌人来磨练队伍还让人可以接受，但**仅仅为了臆想中的敌人，为了“纯洁队伍”而给自己的战友们冠以各种罪名，并肆意戕害，这已不仅是自虐，而是自残！
**的湘鄂西根据地，一度曾发展到正规军和地方武装6、7万人的规模，可仅仅去了一个国际派的夏曦，就能在根据地掀起腥风血雨，对自己人挥动屠刀，把一支蓬勃发展的队伍削减到3、4千人，甚至整个根据地内只剩下3个半党员！这样所谓的“锤炼”、“纯洁队伍”是根本提高不了半点战斗力的，相反，却造成了队伍人心涣散，根据地最终丢失的恶果！
这种自己把自己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磨砺，所留下的真的都是可靠的精锐么？实际上未必！
长征之中，若非毛的存在及其一力坚持，**一方面的队伍恐怕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即便到了陕北，若非毛掀起的整风扭转了国际派一家独大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压制了多种错误思想，**肯定还是一个跟随苏联指挥棒运转的傀儡或附庸！
不过，由于长征之前国际派主导的肃反及扩大化，已将国内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实干派给消灭掉。整风时，毛无人可用之下，也只能依靠国际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些人来打压国际派。
组织上对有关人员清算的不彻底，使得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依然在该党内占据了许多重要领导职位，甚至其中最大的国际派曾占据中央领导位置达半个世纪之久！而曾在该党内负责保卫、审查其他人员的重要负责人，本身竟从未履行过入党的组织手续，是个“假党员”！
原本历史上，王明在37年11月回到国内，周便与项、博等国际背景深厚的人和王一起组成了长江局。而长江局的出现，是先斩后奏，成立之后才通报陕北中央的。甚至在1937年底，王明和长江局还背着陕北的毛、张，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主张。王明更要求政治局全体到武汉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开会，结果还真有不少人要去。就连军中影响甚大的彭也向长江局输诚。
正是这样的公开错误主张，在**队伍中造成了极大地思想混乱，导致相当部分党员干部错误地认识时局、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造成了极大地损失！其后，在以周为书记的**南方局直接领导之下，又分别发生了“皖南事变”和“南委事件”，损失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和**江西、广东、广西三省的地下组织。
这种情况，直到季米特洛夫派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对毛明确支持的指示，才在其后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撤消了长江局。而一干原本奉王为主的人，马上掉转枪口对王口诛笔伐。被众叛亲离所激怒的王明，后来干脆扯下遮羞布，爆出上海临时中央去苏区篡权的猛料！
毛得知后当时就震惊了。随后，在41年9月10日的召开了著名的“九月会议”。无比愤怒的毛，对苏区后期的九份文件，写下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文章，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刻薄，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当然，为了给某些人保存点颜面，毛从未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不过，41年曾任毛的秘书的胡乔木，在后来回忆毛的书中却对这篇批判文章有所提及。
按说，经过外部敌人磨砺和内部自我肃反、整风等残酷斗争洗礼的**应该都是可靠的精锐吧？可从原本历史上的结果来看，依然是未尽人意。
毛在世时，该党党内二号人物为了其个人目的竟对毛的起居生活进行窃听监控！曾信誓旦旦表示“永不翻案”的人复出不久就流露出要推翻重来的苗头！而当毛去世后，几个常委竟然动用部队扣押、审判另外几个常委，做了当年张国焘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这已经是事实上的政变！其后，“公”和“集体”的理念逐渐淡化，“私”却大倡其道，“社”“资”之间已是流年暗转……
有原本历史上**的教训在，赵振中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党和政府、部队自然不会重复他人的错误。
民众党的组织建设有赵振中、周安舒等人共同努力，自然会沿着一条健康向上的发展道路前进。而护卫军、人民军尽管从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打那种刺刀见红的所谓恶仗，但赵振中却并不可惜。部队的战斗力并非只能靠那种所谓硬仗、恶仗才能磨砺出来，还有其他途径。
赵振中选择的是通过艰苦训练、对抗演练、实战检验，以及良好的装备和后勤等方式来磨砺部队的战斗力。在原本历史上，后世的军队几十年没有接触实战，保有战斗力的唯一途径就是严酷的训练。既然这一途径被证明是可行的，那赵振中现在结合实战，完全能做得更好。
在军政大学中学习的各班级学员，每个月都要组织一场级别混合的对抗演练，将在学校里学习到内容拿到作训中心的演练场上，在教纵人员配合下检验一番。
象阵地对抗、迂回穿插、夜战奔袭、防空等多种战法都轮番上演，甚至还利用由汽车改装成的装甲车演练装甲突袭、对抗等科目。
而赵振中则趁机给大家灌输“平时的演练按照实战来要求，而实战不过是平时演练的延续”等思想。甚至，为了能更有实战气氛，赵振中还允许在做好安全防卫措施下，将学员和教纵人员置于实弹纷飞的演练场上，让大家真切体会一番枪林弹雨的味道！
出身于沂蒙时期别动队中、高级学员和来自沂蒙特战旅、西北特纵的学员都曾经历过这种实弹条件下的考验，此番重新经历并不以为怪。而那些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人却不免心中忐忑。至于朱榕，对这种实弹训练此前更是闻所未闻。
“振中，这种训练一个不好可真会出现伤亡的，有必要么？”
“望溪兄，只要每个人都按规定的战术动作来做，是不会出大问题的。当然，不排除极个别流弹误伤的情况。”
赵振中淡然一笑，又道：“战场上本就是你死我活，若是这种比实战条件还松的要求都达不到，那他只好脱下军装了。我们国家眼下这个情况，那些外来侵略者可不会象我们训练这样抬高枪口。要想不当亡国奴，男人嘛，就应该对自己狠点。”
在上战场之前，就让部队经历与实战近似条件下的考验，这对有关受训人员的成长大有好处。将来真上战场了也能降低伤亡，增加其战场存活率。赵振中可不想象历史上南京政府那样，将强拉硬拽来的连枪都打不好的青壮送上战场。这种做法已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而是变相犯罪！
“是啊。我们国家眼下这个样子，绝大多数民众除了一腔热血、一条性命外，真的没有可用来拯救危亡的手段了。”朱榕也触动心思，感慨起来，“这种训练好处是不少，不过，耗费的枪弹也太多了点。”
“要是以前根据地军工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确实难以全面推广。不过，现在生产的枪弹保障部队作训需要已绰绰有余，用实弹检验训练成果也就完全能承受得起。再说，这种训练方式的好处可不少，而子弹壳也可以回收利用，完全值得啊。”赵振中心里自有帐算。
西北根据地现在以及未来几年内，人力，特别是从17岁到23岁之间的符合人民军要求的适龄青年实在有些紧缺。而把原本特战部队的一些训练方式推广到普通作战部队，用一点枪弹的耗费换来熟练掌握作战技能，且增加战场存活率的合格战士，会把有限的人力资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这完全划得来。
“与这种训练方式对比，国内外那些所谓的先进练兵方法简直就是渣！”朱榕很是感慨。
国内其他势力基本上不具备人民军的这种物质装备条件，而列强们虽然物资充裕，可又因为“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作祟，这个时代的列强军队很难采取这种严酷的训练方式。
“我们要培养的可不是一般的军政人员，他们将来可都是我们力量发展壮大的火种，不严格点怎么行？”赵振中笑道。
经历过实弹训练，再经过实战检验具备了足够经验的作战人员，不但掌握了娴熟的作战技能，就是作战意志也得到了严格锤炼。这些人将成为人民军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一个个火种，并将最终点燃胜利的燎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