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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山事件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在历史上，该事件不过是由汉奸出头，日本人力挺并主导，朝鲜人参与其中的，与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因土地租约以及农田水利而产生的纠纷。
由于汉奸郝永德采用欺诈性手段与当地农民手签定土地租约，在租约尚未生效就将有关土地转与受日本人控制的朝鲜人经营，并进而在日本人别有用心的指使下挑动与当地农民间的事端，日本军警又公然偏袒，致使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日本军警向万宝山当地农民开枪，吉林地方保卫队与日本军警对峙的恶性事件。随后，日本和朝鲜的报纸又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致使华侨死伤几百人。
当然，眼下日本军警刚向中方民众开枪不久，有关的仇华暴行尚未出现。
赵振中知道，即便没有万宝山事件和后来披露的中村事件做借口，日本人也会找到其他借口，就如同其自编自导自演，用于欺骗世人耳目的柳条湖事件一样。与万宝山事件相比，赵振中更为关心花谷正的酒后狂言，当下问道：“那花谷正具体都是怎么说的？”
刘成林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威尔士也是听别人当作笑话转述的，好象花谷正说的是什么等7月份大炮送来，到秋后就可武力解决满蒙之类的话语。日本人在东北各处的兵力满打满算不过两万人左右，而东北军方面连同关内有近40万的兵力，这样的兵力对比，日军怎么可能武力解决东北？花谷正的话应该是酒后狂言罢了。”
“酒后狂言么？那可不见得。”赵振中思绪万千，幽幽地说道，“日本人有时候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可这样疯子，有时候却被日本民众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过于日俄战争时采用自杀性攻击的乃木希典了。而花谷正等人也正是这样的疯子。”
花谷正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少佐，但他却在1930年就出任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担任辅助官，其上司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由于接近驻东北日军的高层，加上思想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有共鸣之处，从1929年7月开始，板垣、石原、花谷正三人便就“满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三个人每周都要聚会进行研究。
而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石原，根据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畑英太郎的命令，组织关东军参谋进行“旅行”演习，勘察东北地形，拟订进攻路线，为其后武力夺取东北进行准备。
经过参谋“旅行”，板垣与石原等人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到1931年春天，板垣与石原在拟订了武力解决满蒙的计划后，又同花谷正谋划了“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计划”。而且考虑到“制造战争借口显系轻而易举，可是问题在于处理善后难”的问题，为了争取日本军部内的实权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花谷正携带《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赴东京，与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次长二宫、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及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相见会谈。
这个《满蒙问题处理方案》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以为臂助。
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谷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说明了9月下旬要在沈阳柳条湖开始战斗行动。从那时起，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便开始物色作为骨干的人选，为事变的发动做准备。
能够参与改变历史的行动，并被赋予重任，花谷正的心情自然是激荡万分。可参与如此重大的行动，现在却不能被人所知，无法享受众人那狂热崇拜的目光和赞誉，花谷正心里可谓遗憾多多。终于，在6月底的一次酒会上，喝多之后的花谷正忍不住向众人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即将取得的武勋来。不过，花谷正的大嘴巴并没有给他带来期待的赞誉，相反，得到的却是众人的嘲笑以及板垣、石原等人的严厉斥责。
花谷正也知道自己酒后失言会惹来大麻烦，便灰溜溜地专心物色起今后行动的可靠人选来。并在8月中旬确定了详细的柳条湖计划方案，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
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花谷正成了历史上制造“柳条湖事件”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
听了赵振中对日本人的评论后，刘成林吃惊地问道：“师叔认为花谷正不是乱说？日本人真的可能在秋后动手？那他们不会是真疯了吧？”
“不管他们是真疯还是假疯，我们提前做好应变准备就是。”赵振中伸手拍拍刘成林的肩膀，又道，“只要有确切迹象表明日本人要动手，那么我们的准备也就提前发动。到时候，自然有日本人替我们背黑锅。”
尽管心中惊异于赵振中提前一年多就在沈阳布置下几处隐蔽工程，不过，如同李云天一样，已经见惯赵振中所创造一切的刘成林并没有询问其中原因，而是问道：“那我们怎么判断日本人是否真的要动手？”
“任何大的战略行动总会有迹可察的。那个花谷正不是说日本国内在7月份要提供两门大口径重炮到沈阳这边么？现在辽南大水，日本人无法从营口向沈阳运输，那只能从大连过来了。只要盯住日军有没有在大连港口戒严的消息，就可推断一二。”赵振中提点道，“另外，日本人要想解决东北，那沈阳这边是重中之重，沈阳这边的日军届时肯定也会有不少动作。相信到9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日本人到底会不会行动了。”
“这样确实可行。”刘成林思索道，“不过，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的人手基本上都是工程人员，无法承担师叔所说的任务。”
“既然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那我这两天查看没问题后，你就可以带他们撤了。后边的任务自然有其他人接上。”赵振中从怀里掏出于学忠、臧式毅所开的两份手令，说道，“这两份手令我明天就要交给慈善联合会的人，你趁今天剩下的时间，把这两份手令上的字迹给临摹下来，同时把手令专用笺的纸张样式牢牢记住。等过两天你回山东的时候，利用我们在那边的条件，制作出两份字迹相同，内容不同的手令来，过两个月我有大用。至于所制作的手令内容，等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这没问题，我晚饭前就能把手令还给师叔。”刘成林也不多问，接过手令后点头说道。
“华美公司和民生工厂合作生产的汽车已经成功，据说都组装生产几百辆了。说说那边的情况现在怎样？”赵振中转念问道。
“那种载重3吨左右的汽车质量确实不错，这大半年来已经组装生产了5、6百辆了，李宜春现在可是高兴得很。”刘成林笑道，“而且，由于和华美公司在汽车生产方面的合作成就斐然，今年春天开始，张学良在得知有关成果后，便派他的上校机要秘书叶弼亮与华美公司方面洽谈，希望能得到华美公司的帮助，将东三省兵工厂改为民用。”
1929年8月，张学良为振兴东北工业，同时为解决兵工厂的亏欠问题，计划将东三省兵工厂改为民用工厂，并准备引进外国专家帮助建设。他派长官公署谘议王卓然和机要秘书叶弼亮出国考察，到欧美联络外国专家来改建兵工厂，并准备制造汽车和拖拉机。叶弼亮一行到了美国，联系到一家美国工程公司，该公司派一名叫胡欣的技师到兵工厂了解情况。但由于那个美国公司报价过高，而华美公司同民生工厂合作又非常顺利，使得张学良最终将选择放在了华美公司上。
“兵工厂改民用？张学良这个败家玩意，真以为现在天下太平，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对张学良这种自废武功的举措，赵振中极为不屑，又问道，“改造现在开始了吗？”
“没呢。”刘成林摇头道，“双方现在只是就一些技术上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距离实施的那一步还远着呢。”
“那有关兵工厂内部的布置，查清了吗？”赵振中心里转着念头。
“基本上不用查，臧式毅这个兵工厂督办和叶弼亮这个机要秘书，秉承张学良军用改民用的意思，是把整个兵工厂展现在华美公司有关人员面前啊。”刘成林很是感叹，“真不敢想象，这些人对内防得那么紧，对外却几乎不设防。不过，这倒是方便了我们。”
“日本军队就驻扎在沈阳城附近，可张学良不但对杀父仇人视而不见，甚至还对日本人待若上宾。听说就连兵工厂里也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别管他怎么想，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赵振中挥手打断了刘成林的感慨，继续说道，“当然，有关情况我们也要好好加以利用。不过，这几天我就先看看你们这一年多来的工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