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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子喊得再响亮，文章写的再漂亮，言语说的再动听，曲子唱的再美妙，闭门造车的规划做的再宏伟，一样的然并卵。
就算是新法有了皇帝的加持，然后供奉起来不容他人质疑，恶法也变不成美政。
真理不会因为被封闭禁止而埋没；谎言不会因为华丽的包装和达官贵人，鸿儒博学的站台背书而变成真理；暴力和强权更不会因为兵强马壮与对百姓的恫吓的加持而变得更加强大；道德良知也从来不会因为权位的晋升和财富的剧增而变得丰富，相反却稀少。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片土地上所见到的邦无道的时候多，邦有道的时候近乎稀有，因此那些你看到的功成名就的大人物阔气人，无非是埋没良知与道德之后以此与魔鬼交换来了器物上的丰满，其实他们贫穷可怜，苍白无聊。
他们所拥有的，并不比失去的多。
义人不因贫穷而失去在苍天之上的珍藏，也不会以为贫而生贱，恶人更不会因为世俗中获得权力财富因而就变成人人敬重的义人。
王荆公成功与失败在于，一开始就把宋神宗推到了成为尧舜之君的圣坛，这自然也有吹嘘自己有致君尧舜的辅佐之功。
他既然以中夏人物心中至高无上的尧舜的地位作为悬格和目标来要求自己和君王，那么以帝王与宰相的身处高位，权倾天下生出来的刚愎自用，自然不容他们自我纠错，也不容许他人诘责疑惑。
这就是王荆公变法的得失所在：已经发现了新法祸害百姓的弊端，为了维护圣君贤相的名声，为了维护有作为开拓进取的雄主的面子，所以不会向臣民承认变法新政的贻害天下的谬误。当然更不会改弦更张，为了赫赫青史垂名，谁愿意虎头蛇尾呢？所以非要弄到河决鱼烂的地步才能罢休。
王荆公这得君行道的手段，表面如刘先主与诸葛孔明一样的君臣相得。
实则乃是常见的战国策士的套路，只要通读《战国策》，就会发现无论是苏秦张仪李斯诸辈，使用的都是这一个路子。
先大言炎炎，高头大马的恭维一番人主君王，让他在得意洋洋之际接受你的论据观点，然后提出你的策略与目的。一般智识浅薄的君王都会被策士的这个套路引上钩，因为他们为了面子，不能不连同说客策士的恭维和目的一同接受。
这套路大致是这样的：在君王还沉浸在得意洋洋，毫无觉察之际，已经被扶上高台虎背，已经陷入了策士说客事先布好的棋局，他不能轻易下台，更是骑虎难下。等到人主发现自己不能顺着说客的目的走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陷入只能否定自己，让自己丢面子的窘境。
人主无路可退之际，为了面子，也通常就上了策士生死难测的船只，船已经远离的海岸，不经过一番折腾，势必得不到平安，也维护不了自己的面子，只能任凭策士的摆布。
孟夫子当年说齐宣王之时，何尝不是如此套路，触龙说赵太后时，也是这种方法。
只可惜，孟夫子触龙的时代，还是礼贤下士，尊贤任能的时代，君王权势固然强大，只是和士人还保有互相尊重，分庭抗礼的礼仪。
等王荆公的时代，士人与君王的关系已经从分庭抗礼到了主奴的关系，他还用这种战国策士说客的手段，先恭维君王可以做尧舜之君，进而把自己闭门造车的新法进献给固然想要有一番作为却全无章法的君王，其志向目的的确是想让君王做有为之君，实际上也是对于君上威权的要挟绑架。
王荆公此举犹如一个赌徒，他搭上的不仅仅是身家性命，还有他的千秋史评。
王荆公应该感激的是他生在养士尊贤的大宋朝，如果是其他王朝，他的下场不会比商鞅张居正更好一些。
不过也应该承认，王荆公有思想家的深邃，也有文人的孤高倨傲，更不乏策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家的隐忍，一切的一切他都做得无懈可击。
他也用罢黜守旧的官吏的霹雳手段暂时封住了守成的旧党的攻讦之口，心怀叵测破坏新法的佞幸小人的中伤也暂时被天威震慑。
以他们首鼠两端的性格，还要看新法与旧党的征战如何收场，然后做出追逐旧党还是跟随新法的抉择。
得君行道，得的是权倾天下的君王的支持，行的是自以为的致君尧舜，河清海晏，国富兵强的堂堂正道，人生至此，读书人最高的梦幻已经达成。
那么结果呢？
王荆公的救国救民的努力反倒让本来就民穷政弊的大宋朝更加雪上加霜，其祸害百姓，民穷政弊，民怨沸腾，比先前冗官冗吏更甚。
因而，大宋朝的灭亡来的更快。
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不义的政权灭亡在它想要努力变好的路上。
大宋朝不是一个最坏的朝代，只可惜一家一姓的朝代，始终不是更好的朝代。
不怪乎书生造反三年无功，书生治国一样是无功。
考王荆公的得失，他把他县令州官，事事亲力亲为的经验法度嫁接到天下之大，自然要水土不服。
州县的官吏管辖的地域不广，百姓不多，自然可以事必躬亲，筛选任用贤能。
只是身为天下宰相，坐镇中枢，如何一一明察所任用施展新法的官吏的能为品行呢？
加上各地民风迥异，官吏颟顸横行，以致本来利国利民的国策施行起来，反倒是与民争利，也让贪官污吏有了中饱私囊，残害百姓的授权。
作为权倾天下的国之宰相，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乎的不再是一州一县，一家人一路人的幸福痛楚，而是天下的气运兴衰，他喜欢奢靡供奉，还是选择道德清修，不事繁华，都无足轻重，他的道德人格在国贫民弊面前，就算是多么高尚，也变得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