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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大街上公然被刺杀,不但是让江宁各级的地方官慌了手脚,更让某些大人物也意想不到,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太严重了。
八月初二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颗炸弹在紫禁城内炸开。同治帝看完奏报,大惊道:“谋刺重臣的事情,此是千年第一案。
最近的一件也只在唐朝元和十年的时候(公元815年),丞相武元衡在早朝时为盗所害。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今朝身边又出此事,实在让朕深为骇异。”当即下旨:江宁将军魁玉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慈禧更是先一步得到消息,她当天下午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召到仪鸾殿商量。慈禧太后坐在鸾座之上问道:“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何样机敏?因为事涉自己原任的两江之地,曾国藩急忙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却不敢再说什么。
清廷先命江宁将军魁玉会同两江“严讯”,“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魁玉等复奏:“凶犯……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后慈禧太后又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哥哥)“驰赴江宁,会同熬审”同时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主审此案,12月再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以软差大臣身份驰赴江宁复审。
就这样几派钦差重臣,折腾了大半年,到1871年3月14日,曾国藩、郑敦谨联衔上奏,以“漏网发匪逆党挟恨复仇”具结该案,刺客张文祥被处凌迟极刑,并剖心致祭马新贻。一件大案至此,似乎已成定验。然而,参审官员事后的种种异常表现,却令人觉得此案结犹未结,另有不能道破的隐情。
首先是参与会审的两位马新贻亲信——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袁世凯的叔叔,后过继为其子)都拒绝在奏结上签字“书诺”,也就是不承认审讯的结果。
孙衣言更把质疑写到了马新贻的墓志铭上:“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直指供词不实,忿忿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他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的靠山一死,湘军集团上下对于他的态度,原来马新贻在时,整个湘军集团对于他或者马新贻都是不冷不热的,如今更是冷眼相加,更谈不上配合查案了,而张文祥对他更是嗤之以鼻,也难怪他忿忿不平。
其次,钦差大臣郑敦谨审结出奏之后,不等朝廷答复,就匆匆离开江宁;未及回京复命,就中途称病辞官回家。按清制,钦差不回京复命是要受处分的。而郑竟然置之不理,不免令人诧异。
郑敦谨翰林出身,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最高监察长官和司法部长),因为办案铁面无私赢得“郑青天”之名。
他在离开江宁之日,对曾国藩按官场礼节致送的程仪(送别礼金)拒而不纳,如此不给面子的举动,是不是要表示对与曾国藩会审结果的不满?而郑辞官后终身不复出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心灰意冷?
冷眼人不难看出这其中的猫腻,如果说刺马案跟湘军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话估计没有一个人相信,更何况曾国藩虽然不在,但湘军真正的统帅曾国荃始终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和态度。
“刺马案”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一个是因为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场身份;另一个是因为这个案子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军事秘密——朝野都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攻陷天京后,收缴了洪秀全的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少。
曾国藩此时等于背了黑锅,他的所获实在是不多,但这事情等于黄泥巴掉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曾国藩有苦说不出,这显然是有人泄露了他的那些非常隐秘的事情,这让他非常愤怒,现在消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才是重中之重。
可是这又那里是那么容易的?别的不说他的湘军就是一个口实,所以他对于朝廷要裁撤湘军的意见是全力配合和支持,但当时湘军势力强大,更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
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后世史家,多持湘军“刺马”说。认为至少有如下三个理由,令湘军必“刺马”而后快:
第一、湘军自186~4年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也就是江宁,今南京)后,就视两江为自己的地盘。但朝廷却不容湘军坐大,1868年把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派不属湘军系统的马新贻继任,并落实裁撤湘军。
其时马新贻不过47岁,资望既浅,又无显赫军功。纯是朝廷为了制衡湘军势力培养出来的政治新贵,湘军中人,如何容得下这根“眼中钉”?
第二、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后,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又称“袍哥”,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传说中是“天地会”的分支),这样就扩大了黑势力,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办,抓到为害百姓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对他恨之入骨。
第三、有闻马新贻奉有慈禧太后密旨,要他追查太平天国宝藏下落。太平天国在天京经营十年,积聚金银财宝无数。清廷本指望在攻克天京后,以这笔财富填补历经十多年内外征战空虚已久的国库。
岂料天京在被湘军“九帅”曾国荃率军围困四十余天陷落后,这笔财宝却不翼而飞。有传闻指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纵兵将天王府抢劫一空,然后一火焚之。
事后,湘军中人多有回乡购田置地,大起豪宅的。当时朝廷曾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国库的下落,曾国藩却只对以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而马新贻要调查此事,不被杀人灭口才怪。
马新贻被刺后,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显然看出了一些端倪,急调湘军老祖宗曾国藩回两江坐镇,以防局面变坏。但曾国藩态度却很奇怪,两度上折称病请辞江督。
当时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正为办理“天津教案”焦头烂额,国人责他媚外,洋人责他惩办不力。
如能调任江督,正可顺理成章脱离这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而曾国藩竟想赖在天津不走,除非他认为,“刺马案”比“天津教案”更麻烦,更尴尬。
虽然曾国藩屡辞不获之下,又受了朝廷几顶夸他“老成持重,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等高帽,不得不勉强赴任,却是一路拖延。抵达江宁后,每天不过会客看书,也并不急着审案。
而后来在与郑敦谨共同审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又往往沉默寡言,极少发问。郑敦谨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审讯后,曾国藩不过是淡淡的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象以前那样奏结。曾国藩的消极态度中有什么样的隐情,耐人寻味。
最终,因曾国藩一个“实无指使别情”的奏片,朝廷中止了追求“刺马”案真相的努力。这句话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出自勋高柱石的曾国藩,力量非同小可,无非告诉朝中军机大臣:不要再问了,问下去就没什么好结果了。
自始至终,可以说朝廷一直力主“刺马”案另有主使,并且不断降旨以推动审讯工作,前后参加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人。
但直到最终,也没有审出幕后主使,朝廷迫不得已接受了审讯结果,只有以死后哀荣来安抚马家后人,上谕赏加马新贻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列国史传,并赐谥号“端愍”,意思是为官清正,死得可惜。
其子马毓桢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其后代子子孙孙可世袭“骑都尉兼云骑尉”的职位。又令在马新贻曾经为官的江宁、庐州等地及其家乡荷泽建立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这些恩赐总算仁至义尽。
坊间传闻四起,说什么的都有,有说张文祥其实是反清义士。曾经是跟随太平天国的一些小组织小势力里的人,杀马新贻乃是杀身成仁的壮举,有说马新贻在江宁敛夺财物,抢了张文祥家的祖宅,更有桃色的说法,说是张文祥的娇妻被马新贻所抢!总之说什么的都有,社会上传的一片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