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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杨家的大门前,不紧不慢的响起。
200响的鞭炮燃过,早就等在跟前的孩子们,立即一窝蜂的跑过来,争先恐后的去捡落在地上未炸开的小鞭炮。
在孩子群里,这些没炸开的鞭炮简直等同于硬通货,骑马打仗的时候拿一颗出来,能当半个小时的骑士。
没有捻子的鞭炮也有各种各样的玩法,既可以倒火药出来摆图案,也可以两只鞭炮对燃。
锐妈则在院子里主动拆开另一挂200响的鞭炮,散给家里的亲戚孩子。
一群熊孩子比拿了年钱还开心,不等跑出院子,就用手里香点燃了往空中扔。
鞭炮在天空中的声音是最大的,也只有胆子大的熊孩子才敢这样做,他们看着引信点燃,并不立即扔起来,而是确定了引信的快慢,再决定立即扔出,还是稍等片刻。
扔的早了,鞭炮会落地,就炸不出大声了,扔的晚了,倒霉的自然是自己的爪子。
一般的鞭炮在手里炸响不一定会出事,比如红小鞭之类的小鞭炮,在手里炸开只是微痛留灰,但有些鞭炮的装药量大,就很是危险。比如著名的“啄木鸟”鞭炮,单个鞭炮炸起来的时候,能够看到小小的橘红色的火光,放大个几百上千倍,就与电影里炮弹爆炸的景象别无二致了。
不过,与大人们希望的不同,孩子们喜欢的都是威力巨大的鞭炮,因为单个鞭炮的玩法实在是太多。
弄一个小土堆,将鞭炮竖着放进去,看鞭炮将土堆炸裂炸开炸飞是最初级的玩法,类似的还有炸冰炸雪炸木头。
熊孩子一点的是将鞭炮点燃了扔进水缸或者脸盆下面,因为声音有加成,效果比扔空中还好,就是麻烦了一点,还有挨骂挨打的可能。
再熊孩子一点的还能炸猫炸狗炸虫子,猫比较灵活,见识过一次就不往跟前凑了,狗也笨不到哪里去,乡村土狗的智商给哈士奇上课是没问题的。虫子的供应量相对充足,问题是工作量大,冬天想凑些虫子也不容易。
当然,牛圈猪圈偶尔也是会响起鞭炮声的,这种通常伴随着皮鞭抽孩子的声音,向来为众多小伙伴喜闻乐见。
总而言之,拆开的鞭炮带来的乐趣是无与伦比的,但主要是孩子们享受这个,大人们最多就是享受一下拆送鞭炮的快乐了。
比如杨锐,他现在就只能站在老妈身后,看她给亲戚孩子分配鞭炮,然后深切的叮嘱:“不许炸屎!”
托拜尔斯听着他一遍遍的重复,而翻译总是不工作,忍不住问:“杨锐究竟在说什么?中国咒语吗?”
“中国没有咒语。”翻译小声的说了一句,有些尴尬,但还是在托拜尔斯的要求下,将“炸屎”给翻译了过来。
托拜尔斯立即想到了自己最近几天去过的旱厕,再联想到前两天炸鱼的景象,不禁感慨:“杨锐先生真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
杨锐的故事,以及反向PCR的技术,在美国引起的轰动,就像是能源部把NIH的旱厕给炸了一样。
并不过春节的美国人,在刚刚听到托拜尔斯的消息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观望的态度,但是,当杨锐的论文——《反向PCR的技术革新》寄送到了《自然》杂志之后,凡是与人体基因组计划能牵扯到的部门,全都变的不平静起来。
尽管杨锐的论文尚未发表——以CNS此等顶级期刊的尿性,一篇论文排期到三个月以后都属于快节奏了,断然没有寄送到就当期安排的道理。
一般情况虽然是这样的,但杨锐的论文,特别是他有关PCR的论文,却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程度。
任何科研圈子都是一个小圈子,这一点从学术会议的规模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说数学和理论物理这种显而易见的超级小圈子,就是相对比较庞大的生物学圈子,总人数也不可能达到4位数,可以说,在CNS级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生物学家,在世数量都不一定有四位数之多,再刨去那些离开了科研界的,打酱油的,年纪太大记忆力衰退的,剩下的也就是三五百人。
再分散到一个个科研领域中,人数自然就更少了,随便什么级别的科学术会议,只有学者们懒得来的,没有想来的人太多容纳不下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物学发展就是依靠这么几百个人来进行的,稍微是有些自大了一点,毕竟,科研阶梯大部分时间都是连绵不断的。但要说人类未来十年的生物学发展就指望这么几百个人,大抵是不会错的,剩下的几百万科研工作者,其实都是可供剥削的劳动者,劳动者们要是联合起来,自然是能毁天灭地的,但也就是毁天灭地而已。
时至今日,PCR的圈子在生物学中已经不是一个小圈子了,人体基因组计划越来越可能实现的远景是一颗硕大的胡萝卜,更重要的是,PCR的应用在生物体系内如此的广泛,以至于所有关注科研前沿的生物学家,都无法无视它。
自然的,也就无法忽视杨锐。
因此,当杨锐的论文送到了《自然》杂志的时候,不用发表,这份论文就已经从欧洲到美洲的流动了起来。
与PCR一样的简洁思路,与PCR一样的广泛应用,在第一时间,就征服了学者们。
达尔贝科更是联想到托拜尔斯的汇报,专程打电话到中国,不能置信的问托拜尔斯:“杨锐真的是在炸鱼的时候,想到了反向PCR的点子?”
“看起来是的,就是上个星期的事情。”
“炸鱼和生物技术?”
“他是从爆炸以后,环状的水圈,想到的反向PCP,将DNA环接起来再切,正好能切到以前切不到的片段。”
“天才的创意。”达尔贝科的眼睛都在放光,他声音里的兴奋,更是通过电话连线,传递到了万里之外。
托拜尔斯乐呵呵的道:“谁说不是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羡慕他,漂亮男孩和天才的头脑,我从来以为它们不会融合。”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漂亮男孩。”达尔贝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难得幽默了一句。
托拜尔斯愣了一下,连忙吹捧。
“你有向杨锐提过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事吗?”达尔贝科打断了杨锐的吹捧。
“还没有……”
“向他提一下,看看他的想法,我要你弄清楚两件事。”达尔贝科的语气严肃起来。
“好的。”托拜尔斯更加严肃。
达尔贝科想了想,道:“第一点,看杨锐是否愿意到美国来工作,我也许可以给他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独立的经费。”
达尔贝科没有说数额,也没有说具体的条款,这些是要他去谈的。
“我记下来了。”托拜尔斯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的飞快。
“第二点,你要询问杨锐对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态度,他的具体想法,倾向,还有,他对人体基因组计划的开发方式是否有想法……”达尔贝科说的已经是很高端的项目设计的问题了。
与各种大项目一样,人体基因组计划从开始阶段也是伴随着各种争论的,这就好像阿波罗计划,会争论是否要登月,会争论是人类先登月,还是先让一只狗爬上去,会争论是采用一次性的航天器还是可回收的航天飞机。时过境迁再回过头去看,这些问题还有争论的必要。
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争论也很多,比如说,是否有必要从开始就测绘人类?是否有必要从其他生物,比如微生物,或者人类同款的哺乳动物开始。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规模是否应该如此大,是应该以研发测绘方式为主,还是得到测绘结果为主,种种路线之争,在最终决定之前,还是非常复杂的。
托拜尔斯知道其中的重要性,严肃的记录,还特别用了暗号。
达尔贝科在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第三点道:“再问问杨锐是否愿意接受采访,还有,你和他多聊聊故事,完善一下。”
托拜尔斯心领神会,不等回答,托拜尔斯就挂掉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