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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政策开始见效，阳嘉的农村形势正在迅速好转。
分自留田时，各生产队都拿出了最好的田来分，自留田的庄稼长势格外的好，生产队那稀稀拉拉的庄稼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经过了濒临死亡的饥荒，人们首次收获自留田的粮食，无不喜笑颜开，都称自留田是“救命田”。
有些勤劳农民开垦了被公社荒芜了的土地，也想尽办法开垦了零星的“十边地”（地边、渠边、道边、沟边、坟边、房边、墙边、树林边、荒滩边、水坑边），种了蔬菜、马铃薯、番薯、毛芋等，以及在屋前屋后种南瓜丝瓜等。
一旦允许家庭副业，农民就开始养鸡鸭、养兔、养羊、养猪，还有竹编草编，如编筐、编篮、编草帽、编草包袋等。
开放自由市场，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是无奈之举，但却被农民充分利用，成了农民生活好转的通道。他们省吃俭用，把自留田和荒地里种的产品和农副产品出售，换回了日用品。而此时城市居民还在挨饿，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奇高。
当时城市里流传着民谣是：“城里八级工，不抵农村一捆葱”。阳嘉县也有一句农民颇为自豪的民谣：“工人工人，不如农民一条田埂”。
由于粮食和副食品奇缺，“黑市”里的粮食和副食品高得离谱。在武临的黑市上，大米卖二元五角左右，一斤青菜一元多，一瓶豆油十多元，一只老母鸡要三四十元。当时一般干部月工资三四十元钱，因此有人戏称“一只鸡干部”。还有“两瓶油工资”，那时城市学徒工才18元月工资，一级工才24元月工资，只能买两瓶油。
不但黑市如此，此时国家为了回笼货币，也推出高价食品，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高价酒，高价烟，大城市流行高价饭店。这些高价食品“高不可攀”，比平价食品高了许多倍，如茅台酒，平价不到3元，高价卖16元。食品商店不凭票的半两的糕饼，卖上五角多钱，用粮票到粮店可买4斤米。这些高价食品很有市场，但普通工人农民是享受不起的。
黑市粮票也很贵，临海省粮票每斤3元，全国通用粮票每斤4元，武临面粉票每斤5元。一方面用粮票买粮食奇低，另一方面黑市粮食奇高。这是一个物价畸形的年代，也是这些年来少有的能让勤劳农民开心的年代。形势开始好转时城乡之间的时差，才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时期。
让劳力好的农民开心的还有，生产队打破了平均主义，基本上按工分分粮食。但是这个政策对没劳力的家庭却很惨，如申智才家，家里没劳动力，他家在枣溪的四个人几乎分不到什么粮食。靠申智才的那点工资，买不了几斤黑市米。好在刘颖芝会持家，她让在武临的三个孩子假期里都呆在枣溪，省下粮票卖黑市，再用卖粮票的钱到集贸市场买米糠番薯萝卜，好歹不至于挨饿，后来情况好转一点，也买一点米。“自由市场”并不真正自由，而且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三自一包”，粮食自由市场便关闭了，只是地下的“黑市”交易仍然屡禁不止。
多年实行统购统销，集贸市场买卖粮食被视为是投机倒把，被当做犯罪行为。受这样的宣传教育，在人们眼里，在“黑市”买卖粮食就是十恶不赦，参与“黑市”的就是罪犯。申智才二儿子申廉通放假回家，听说母亲在“黑市”买粮食，极为愤慨，责问母亲：我们家为什么要买黑市米？你为什么要做犯罪的事？我为你感到羞耻！刘颖芝闻言大怒：你不让我买黑市米，是不是想让弟弟妹妹都饿死啊？
在经济形势好转的同时，阳嘉的政治生活也悄然发生变化。张廉忠调银山地委，仍为第三书记，由洪士任阳嘉县委第一书记。洪士接任后，调整了一批干部，钱政加调任水利局局长，吴翠蓝调任上溪区委书记。
阳嘉县委宣布给59名右派分子摘帽，其中有余赛君。摘帽右派落实政策，余赛君回枣溪小学教书。余赛君摘帽后，马上宣布与杨德贵结婚，并很快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不久，《**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下达，所有在反右倾中受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全部甄别平反，官复原职。王洁任银山县委书记（此时第一记，记改称副书记）。组织上安排，杨海凤回武临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但是她要求到银山工作，被安排为银山专员公署卫生局长。黄秋生原来安排阳嘉县佛堂区委书记，被银山地委分管文教的张廉忠调走，担任银山公署教育局副局长。按照干部级别，杨德贵可以担任县机关部门一把手或区委书记，但在他本人的强烈要求下，仍回枣溪担任公社书记。龚德兴官复原职，应该安排为公社书记，可是他不愿意回去当干部，宁愿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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