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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
名教即儒学，玄学家把儒教改了个名，叫名教，意为正名分之教，只突出了儒学的社会性，不再是最高理论，最高理论让给玄学。儒学只是社会的最高理论，不再是世界和人的最高理论。
名教出于自然，这句话是把儒学的社会观借来用。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个观点最被玄学家重视。后来还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有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但不被重视。
“以无为本”，奠定了玄学的基础。王弼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不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观。前一句唯心，后一句唯物。以有为象，以有为体，玄学家大多不承认。反而承认老子的“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无中生有’。
玄学‘玄’就玄在承认唯心的“以无为本”，却不敢否定“有”（万物）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体。
玄学家要自由。可是人人都自由了。庄园里的农奴也自由放达了，庄园生产怎么维护！自由主义者岂不饿死了。自由论者强调个人顺从和利用自然，只研究人性论和世界观的关系，这中间缺失了社会观一环，这使得他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独立可行的社会观。
古代学说的世界观看似提纲挈领，其实他的世界观是为它的社会观服务的。这时候拥有唯心社会观的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还没有流传开，在社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先例。直到西晋佛学还处于佛经‘翻译’阶段。这样当时成熟且可行的社会道德只有儒家学说，所以玄学当时想附着在儒学之上，就无法否定‘有’，就无法得出以‘无’为本，以‘有’为像（空）的唯心最终结论。
玄学的世界观与当时可行的儒学社会观产生明显的矛盾。其认为大自然以‘无’为本，但却也不敢否认‘有’的存在性。儒学道德是一个有为的‘社会观’，如果把‘有’仅仅的化作一个影像，就不能和儒学社会观相兼。
玄学之所以玄，就是因为其核心是以无为本，但却不敢，也不能喊出‘以有为像’。所以玄学的终极观点‘以有为像’没有被玄学家们接受。王弼也说有不可以为像。
玄学的社会观仍然逃离不了儒学。因为，你无论让国家无为之治，你的家族内部，庄园内部的活动一定是有为的。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就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一过程还非常复杂曲折，最终还是由王弼完成。
王弼去拜访当时清谈界的领袖裴徽。裴徽一见到王弼便特地拿当时清谈的“重要课题”来考验他，问说：“‘无’是万物生成的来源，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但是，孔子不去说它，而老子则整本书讨论个不停，这是为什么？”
如何将儒学的社会观带入玄学的世界观这是玄学的最大难题？
只有十七岁的王弼说:“孔子知道‘道’是无法完全言表的，因此孔子从不言‘道’。但是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表现出‘道’的最高境界。而老子似懂非懂，才唠叨个没完。”（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王弼的说法如晴天一声雷，震惊了整个玄学界，我前面说过，玄学的唯心世界观和人性论很难指导社会大众。所以，在宗教还未显达之前，玄学只有紧抓‘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因此，如何把孔子的理论为玄学所用，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难解课题，这也是玄之所在。
曾经荀灿提出‘言不尽意论’。他的意思是说，人通过自己的话语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以此来说明孔子并没有把自己内心中的‘道’表达出来，因此‘六经尽糟粕’。想以此既不否定孔子，又将与玄学相矛盾的儒学著作排除在外。但他这个说法没人同意，如果真个‘言不尽意’，那这帮玄学家也不用著什么书了。这个方法行不通。
孔子是只做不说，王弼的说法使玄学家强行攀附上孔子和儒学，使玄学家们激动地热泪盈眶。当时的泰斗级人物裴徽、傅嘏震惊不已。何晏大为称赞，他说：“孔子曾说‘後生可畏！’像王弼这个人啊，年纪轻轻的，却可以谈论‘天人之际’这样的大问题了啊！”
王弼的说法既肯定了孔子的儒学现实观（社会观），又确定了玄学更高地位，为其的‘名教出于自然’打下基础。其实质就是将玄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论与儒学的社会观相结合，达到一个完善的社会理论。但是，由于玄学的世界观向玄、向唯心进化，它和儒学的社会观的结合属于一种牵强附会，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宗教到来，它将和儒学说再见。因为玄学和佛学有着近乎相同的世界观，以无为本，紧接着就应该是四大皆空，以有为空，玄学成为向唯心学说靠近的‘过度’学说。
自由派哲学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形态。因为以他这种‘自我’的世界观无法提炼出可行的社会观。何晏、王弼的思想使统治者更加放肆。以前‘德教’使官员以求贤为最高目标，退而求其次，求虚伪。（虚伪总比赤裸裸的抢杀要强的多）。让天下的坏人先变成伪人，世界将更美好。以色列你能不能虚伪点，不要再赤裸裸的杀人了。
王弼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四岁，他的理论过于偏激了，完全的‘无为’，只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他的说法不要说寒门不同意，就是士族阶级也不认同。三等的士族还想奋斗成为二等的士族。二等的士族还想成为一等名士。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对的静止，其实你的身体也在不停的转动，疯狂的衰老。人必须是“有为”的，三天不吃东西就会真正的静止。
有人说什么阶级不阶级，思想学术与政治无关，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来指导政治的，所谓“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之治”。
王弼出身名门高族，其爷爷（继祖父）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王粲四十一岁死的时候，曹丕带文武大臣送葬，曹丕在墓前对送葬的大臣们说：“王粲好听驴叫，你们都叫一会儿。”
于是一片驴叫之音！
贵族士族大庄园主，大企业家的思想学术的核心一定是‘自我’的自由。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第二，可以使他们更方便的挣钱，哪里有价差，他们就可以带上资本去哪里。所以贵族士族的思想学术一定以自由为核心。
而穷苦大众，首先是要生存，别被克扣工钱；辛苦十年，升个小科长的时候，别被有后台的人算计。平民的思想学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
中国儒学起于战国世袭贵族衰弱之时，成熟于宋之后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学形成了一种“公正”思想。甚至有时还走进极端，如不患贫，而患不均。
由于我国在魏晋南朝是贵族社会，这一时期出现了自由思想，不被后世小农学者理解。社会变了，怎么理解？小农社会号称‘富不过三代’，怎么理解那个‘一富贵就是十几代的时代！
这个自由思想以维护贵族利益为主，也波及到劳苦大众。这和明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自由思想是不同的。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在后面注上：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见有蹈水火死者,未尝蹈仁死者也。
这表现出王弼作为高级士族的过度自信与张扬。孔子的意思是：我见过掉进水火之中而死的；没见过掉进仁爱之中而淹死的。王弼却展现出极端的讥讽：我见过踩踏水火而死的，没见过践踏‘仁爱’而死的！
历史就这样和王弼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恰恰他自己就是那个踩踏‘仁爱’而死的一位。王弼依附曹爽，常仗着年轻气盛，能言善辩而欺辱士大夫。司马氏政变成功后，先把他这一伙人革职，打发回家。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杀，形势再明朗不过。可是还没轮到他，二十三周岁的王弼就先被吓死了。
您有没有被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伤害过，他们应该在您面前讲道德。所以除了您一个人外，所有人都该讲道德！任何可行的思想学说都要向社会‘道德’妥协。
自由是人的需求，必须由社会维护。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一定会干扰你的自由。
悲催的是，他人的自由行为也可能干扰到您的自由。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
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道德保障了您的自由。道德是人对文明的认知。我的说法和康德不同，康德认为道德是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认为道德是对他人自由的妥协，最终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王弼的“以无为本”，支持治国‘清静无为’的观点；而“名教出于自然”的社会观又不否定庄园生产的‘有为’。这被士族广泛认可。因为这维护了士族的利益。政府只需收税，民众由士族庄园来管。
虽然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但是玄学还有一左一右两个观点。
左的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指人性的自然放达是超越儒学的，大胆的否定儒学社会观。
玄学第二个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个观点是说：不把世俗观念放在心上，就能顺应本性，超脱自然。通情达理，所想不拘泥于欲望，便能看透富贵贫贱。
一个贫苦人，家中没了粮食，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去那里‘守静去燥’。个人主义者的的理论是用来指导精英的。那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跟着精英走就行啦。
嵇康当然也知道，所以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夫君子者’。就是说君子才能这样。小人不行，你还要在农田里拼命。其实就是贵族可以放达，别人不行。
这个观点是向士庶天隔，人分等级又大胆的迈进一步。（士庶天隔这一名词正式提出，是在士族没落之后，刘宋之后）
这个观点就更加个人主义，甚于否定儒学社会观。在晋朝，儒学最衰微时，仍被人们称为圣教。孔子仍被奉为圣人。王弼讽刺儒学，但还认为孔子是圣人，而老子不是圣人。可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派只崇尚庄子。追求自由，放达，富贵长命。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思想流派，都不能否定社会道德。这一派否定社会道德，不被大多数士族接受。
嵇康要求社会‘清静无为’，不要认为他自己就是清静无为的。史书记载，两次客人来访时，嵇康都在灼热的火炉边‘炼铁’。绝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爱好，这只表示庄园主们对优良铁器的渴求。炼铁是那个时代最尖端，最需要的科技，还是军火。
提出这个观点的嵇康，幻想了一整套长命百岁的心法，可是他在39岁时被朝廷杀了。过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被任何社会认可。西方的自由也是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自由的基石是1961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里讲的是自由经济，但是他们对外却宣称自由是普世价值。当你若相信之后，他会把你推进教堂，说十字架上的老头才是普世价值。因为西方的社会观来自宗教。（笔者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仁爱、正义和一切围绕人的权益。）
玄学最后一个‘社会观’的观点是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指儒学就是玄学这个‘道’。有人说，这个说法使儒玄溶合。其实郭象是在生搬硬套，把玄学往回拉。希望玄学融入儒学。郭象的说法在前期不被人接受，他的说法严重违背玄学的世界观‘以无为本’。可是，永嘉之乱中士族被无情杀戮，使士族看清一心追崇自由，而抛弃责任的危害。‘名教即自然’这一观点开始被看重。后来这一观点影响也不大，因为没多久佛学兴起，佛学社会观相比于儒学的求仁求义，更符合贵族的天命论（士庶天隔）。
玄学着重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他和宗教有相通的唯心世界观。玄学缺失社会观；宗教缺失人性论。这样两者又形成互补。这样玄学媾和的目标是宗教。郭象强拉牛回头只是徒劳。可是郭象在玄学中的地位很高，这是因为他发展了玄学的人性论。
早期玄学的人性论还是追求上进的。
《庄子》本游离于百家之外。道家指‘黄老’而并未老庄。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老子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王弼强调这是崇本熄末，提出崇本举末。就是不止要顺从，还要利用。
郭象的人性论代表了玄学后期的人性论。郭象在玄学中的崇高地位，还是由他的一句话奠定的－－－“牛马不辞辛苦者，天命之固当也。虽寄之人事﹐而本区别在乎天也”
这句话表明了：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使玄学向他的终极目标‘士庶天隔，人分等级贵贱’大踏步迈进。
在士族的眼中奴隶和牛马没太大分别，天命就是来给庄园主干活的。由此可见，早期个人主义者的理论缺陷很大，他在和宗教的媾和中处于次一级地位，也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