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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比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的方法进行研究。东汉经学家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8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5类：（1）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2）解释《仪礼》的，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3）记录孔子言行或者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4）记录古代制度的礼节，并加以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名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5）《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也就是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礼记》共有131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的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的49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的版本基本不流行了，以小戴专称的《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又为《礼记》做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思想的内容。
宋代理学家朱熹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它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为《周官》，是讲官制和政治制度的一本经典。《仪礼》是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
《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的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等。《礼运》首段是孔子和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这个问题也是存在争议的。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的《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仪礼》。
先秦的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做“记”，作为辅助资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1）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来抄写的；（2）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3）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差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而且当时的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属于古文学派的典籍）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
由此可以看出，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流行于世的古文经记。可是，到了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有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有很多的，也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到了西汉时期，礼学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中说：《记》有131篇。《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现在被收录在《礼记》之中。而西汉礼学家戴圣属于今文学派，他是不可能收录古文学派的篇章的。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完全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20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所立经学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是这样，由于古文经学已经大兴于世，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
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学家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学家之手，自然不免掺入一些已经流行于世的古文经记。
那么，又该如何区别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呢？